张琴秋（右一）和其他红军女战士。资料图片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随着根据地各级政权、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当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妇女们便看到了解救的希望。
一
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四川军阀部队乘红四方面军入川立足未稳，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决定在根据地深入开展政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为妇女敞开了大门。一时间，川北涌现出大批“花木兰”，并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敌人越是向苏区进攻得猛烈，参加红军的贫苦妇女就越多。
为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加强后方警卫，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根据实际需要，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础上，组建妇女独立营，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初，并未明确建制和归属。直到6月底木门会议后，才明确规定妇女独立营为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
妇女独立营人员和男同志一样，穿军装，戴八角帽，打裹腿，穿草鞋，背子弹袋，每人一杆马枪、两个手榴弹；天天操练，如队列、射击、刺杀、投弹、夜行军、进攻防御战术、夜袭等。
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英勇的女战士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同时担负警卫、剿匪、通信、运输等繁重任务。
在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中，妇女独立营日夜兼程运送粮秣。当她们经过通江附近的鹰龙山时，突然遭遇敌一个团的残部。虽然此时的妇女独立营刚刚组建不久，训练不充分，武器装备也很简陋，但女战士们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最终旗开得胜，未损一兵一卒，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士气。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表彰了妇女独立营的战绩，还将战利品全部嘉奖给她们。
二
10月，敌军约20万人，另有飞机18架配合，分六路围攻川陕苏区。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四方面军结合之前的胜利经验与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敌反攻”的方针，以求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为下一步反攻破敌创造条件。随着阵地的逐步收紧，越来越多的女战士汇集在一起，她们积极踊跃地参加各项战斗任务。
1934年3月，为适应广大妇女群众武装保卫革命政权的要求，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决定，以原来的妇女独立营为基础，成立妇女独立团。
妇女独立团成立后，立即担负起艰苦的战勤工作和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匪任务。妇女独立团从干部到勤务员、炊事员、司号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女青年，大部分是党员或团员。妇女独立团中，多数是四川人，也有的来自鄂豫皖地区。她们日常训练和生活，沿袭妇女独立营的做法。崭新而紧张的生活，使得女战士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女战士们的政治觉悟也迅速提高。
为了让妇女独立团尽快适应战争需要，红四方面军派曾当过侦察、通信、训练、作战和管理参谋的秦基伟到妇女独立团当军事教官，负责队列、投弹、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她们训练非常刻苦，处处不落后，并多次要求上前线作战。战场上，她们不仅要运送武器弹药和伤病员，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她们还要运送战利品。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不让物资和伤员落入敌人手中，妇女独立团需要在两天之内将大量军用物资转运到后方。女战士们接受任务后，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她们背着枪支弹药，扛着上百斤的粮食盐巴，在崇山峻岭中跋山涉水，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穿梭，齐心协力，使伤员和物资顺利转移。
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有的装扮成回娘家的农妇，有的装扮成走亲戚的太太，有的甚至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深入敌人驻地刺探敌情，收集情报。一旦发现敌情，她们就以吹口哨、模仿鸟叫等各种方法报警，并把这种方式称为“打土电话”。她们提供的大量情报，使部队掌握了主动权。
三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王庙街将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1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第2团由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和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妇女独立师负责抬担架和转运伤病员任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后，妇女独立师驻进中坝，参加宣传队和工作队工作。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南下。部队所到之处，也留下了女战士们的足迹。
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师之前，妇女独立师积极响应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设法收集羊毛、羊皮，精心编织毛衣、毛袜、草鞋，赶制皮衣和各种慰问品，以便献给远征而来的战友。两军会师后，妇女独立师还为红2、红6军团运送粮食，照顾伤病员，并热情组织慰问演出。1936年4月，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团，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女兵们的足迹踏遍雪山草地。她们这种无畏艰苦、不惧牺牲的精神，展现了广大劳动妇女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和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