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交通网成为党指导根据地斗争、保持与苏区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川陕交通线从外部向川陕内部渗透进去，再从根据地内部向外部延展出来，把中央与四川党组织和川陕苏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效缓解了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面临的经济与军事双重压力，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
输送优秀人才，加强川陕苏区领导力量
特派员赵仁夫给中央关于陕西地下交通工作的报告中，写到川陕交通线的形成：1934年秋，外部与陕北二十六军及北川四方面军的交通关系打通后，鉴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便另指定可靠同学专负责军事交通责任，管理汽车与运输事项”。
人才是领导革命斗争最宝贵的资源，党内干部的派遣和交流便成为交通线的首要职责。党组织通过交通线，向根据地派遣了政治军事干部和专门技术人员，有效保证了党对根据地斗争的领导作用。潘自力、张光远、汪锋、刘顺元等干部，都是汉中地下党组织派人通过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则是由四川党组织地下交通护送，取道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巴中的。据统计，1933年至1934年，通过交通线前往川陕根据地的有绵阳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团员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其中包括：三台中心县委委员胡曼石、共青团三台中心县委书记陈子谦、盐亭特支委委员阮超杰，等等。
传递重要文件、情报、报刊，确保川陕苏区信息畅通
传递文件和各种情报是秘密交通线的基本任务。重要文件大多以药水密写在衬衣或者字画、手绢的背面和线装书的反面来对付检查。1934年冬，时任中共陕南特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德生为了将文件从上海中央局带入川陕苏区，“穿了一套上海中央局密写的衬衣，经汉中大巴山进入川陕苏区”。红军总部发表的一月宣言就是通过交通线秘密传送到西北军中去的，甚至一度送到杨虎城、孙蔚如等人手中。
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参谋武志平，作为杨虎城特使于1933年5月21日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将国民党军队中使用的信号、口令、地对空联络信号、识别旗、密电码等文件和地图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大量军事情报通过交通线传送给红四方面军，产生了巨大作用。正如傅钟所指出，武志平同志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不仅为我军在川陕作战接连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陕甘省军用地图，对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也发挥了作用；而密码底本，对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时破译敌军密电，掌握马家军动向，同匪徒进行殊死战斗，也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敌人的封锁，《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等同志搜集报刊、书籍交给武志平，再通过交通线送往苏区，解决苏区信息不通的问题。
运送紧缺物资，缓解川陕苏区生活困难
输送军民紧缺物资到苏区，同时从苏区运出富余物资是交通线上一项艰巨的高风险任务。无线电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印刷器材、电池、汽油、布匹、食盐、枪支弹药等物资经常来往于白区与苏区的交通线上。
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余洪远回忆：我们的全部军用地图，川、陕、甘，还包括河南、湖北等几个省的军用地图，全由杨虎城那里印好后给我们送来。川陕苏区使用的电话设备总机（15门、20门和25门总机）部分是从西安、重庆、成都等地采购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根据地的。时任三十八军军部无线电总台报务员唐小尧回忆：“我亲见封台长送给他菲利普收发报真空管十余个，45UB电池与1.5A电池二十余只。武志平经常来我们电台，由封台长用便纸写成电文发出，有时他自己发，有时由我发，发后武就收回电报底稿。现在看来，这可能是用的另一种通讯手段。”
通过秘密交通线派遣地下工作人员或经由可靠的商人，把根据地收购的如白耳、茶叶、天麻、党参、麝香、五倍子等土特产品利用北方开辟的交通运输线运往汉中出售之后，换回苏区所急需的食盐、药材、手枪、电池等物资。“经济公社利用与三十八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从北方开辟的交通运输线，将这些土特产，运往汉中为土特产的外销开辟了门路。”
培养锻炼了一批政治坚定、训练有素的交通员队伍
要保证交通线顺畅，交通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红色交通线这个特殊的战场，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做交通工作，政治坚定、训练有素是至关重要的。
1930年11月刘伯坚给南方局的报告中强调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交通人员政治觉悟的必要性，“交通人员的选择，不单是注意技术方面，要特别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方面，在做交通工作前及做交通工作中，都要有政治教育的机会。（第一次做交通工作的就没有政治觉悟，在危急［时］不给我们［带］路，只顾分抢我们的行李。）”曾经做过陕西省委交通员的赵乃鼎根据自己多年工作体会得出好交通员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交通员必须对党忠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处处要以党的利益、党的安全为重，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他甚至提出“好说梦话的人，最好不用”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人容易坏事。即使有的好同志，怕自己说梦话泄密，宁可晚上不睡觉，但毕竟是不适合交通工作要求的。
交通员要具有胆大心细、记忆力强、遇事冷静、随机应变的良好素质。江渭川在《地下党川陕苏区女情报交通员贾世荣》一文中谈道：1933年冬，贾世荣当上正式交通员。由于她善于隐蔽、训练有素，“总是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情报资料安全可靠，万无一失”，都能出色地完成情报交换任务。
《红色交通线上的背二哥》《文件缝在衣中央》《请问“那边的武参谋长”》等陕南红色歌谣再现了活跃在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为红军运送物资、文件的场景。除武志平之外，川陕交通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交通员，如文俊（汪克明）、郭德康、喻殿臣、余国正、赵济舟、陈幼麟、赵维岳、余晴初、李紫瑜（女）、尹芳垣、钟光禄、陈文胜。其中，镇巴黎坝交通站的黎正刚、王三珍夫妇提供自家宅院设立秘密交通站并担任交通员，多次冒着危险为红军运送物资和情报。年仅18岁的遂宁交通站主任马瑞宁经敌人多次严刑拷打，始终未供出交通站的任何情况，高呼“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