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后，红军地图资料十分缺乏。由于红军测绘力量不足，无法进行大范围战场测绘，所需地图资料主要靠搜集和缴获。长征途中，红军缴获的地图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地区，准备北上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由于缺少该地区地形图，红军不知渡口在哪里。28日，红军在云南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国民党军一辆汽车，并缴获一批云南省1∶10万地形图。
红军对照缴获的地图迅速查出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并把渡口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标绘出来。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口安全渡过金沙江。12日，中革军委决定继续北上，渡过大渡河。军委作战局迅速调绘了《泸沽通冕宁、巂西、富林、安顺场路线图》，进而绘制出安顺场渡口至泸定桥段大渡河两岸的地形略图，提供给先头部队。29日，红军控制了泸定桥。随后，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胜利地通过大渡河。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彻底破产。
6月7日，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天全、芦山地区后，迅速调绘了以天全为中心，东至成都、南至峨眉、西至康定、北至懋功，通达20余座县城的交通路线图，油印后发给相关部队使用。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一座关帝庙召开会议，决定迅速向北挺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上旬，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两路北上。其中，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29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攻击大戒寺未果。根据俘虏口供和所掌握情况，第30军司令部连夜绘制了守敌要图和增援部队行进路线图。据此，红军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于31日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进入甘南的大门，并缴获一份1∶10万甘肃省地图和一些零散的地图。
9月初，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电令右路军南下。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叶剑英预先派作战科参谋吕继熙把包座战斗中缴获的1∶10万甘肃省地图拿来，藏在床底下的藤箱子里。10日凌晨1时多，叶剑英将地图交给时任中革军委秘书长的萧向荣，让他千万要保管好。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叶剑英也随中共中央北上。这幅地图是当时全军仅有的一份甘肃省地图，在红军北上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日，红一方面军顺利进占甘南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休整，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哈达铺出发，摆脱沿途敌重兵阻击、突破封锁，于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2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西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行军作战途中，毛泽东向侦察科布置调查行军路线任务，指出选择行军路线是当前部队前进的关键，要求查清沿途情况及敌情。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