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风云与伟人风采
■刘金田
我曾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30多年，在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生平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到1978年、1984年、1992年这3个年份，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3个重要时间节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推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碰到困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于是，我写了《北方谈话——邓小平在1978》《邓小平在1984》《邓小平在1992》（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3本书，讲述了3个年份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8年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份。
对邓小平来说，1978年是他十分忙碌的一年。当时，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此前，他去了广东，开始了设计改革开放的首次“点火”行动。他在视察广东的农村后，谈到了调整农村政策，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他批评广东农村一些地方不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的错误做法，指出：“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把“火”，点燃了广东的农村改革，使广东成为农村改革的先行地之一。
1978年2月，邓小平来到了四川，继续他的“点火”之行。他强调要把政策理一下，让秘书把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拿给四川省负责人，让他们进行参考，并强调：“农村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还是原来的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点的第二把“火”。邓小平离开成都不久，四川省委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
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归来，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东北三省和天津、唐山等地。他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系列谈话。史学界将这些重要谈话与后来的南方谈话相对应，称为“北方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到处点火”，而且火势越点越旺，不仅涉及农村改革，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包括对外开放。他说：“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
为了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而且围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对老企业改造、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回忆他的“北方谈话”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历史转折前夜，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在谈话中，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根本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在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开始破题，特别是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良好的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又为即将启动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北方谈话”的一些重要内容，后来都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之中。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
1984年是一个不同寻常之年。
说到这一年，邓小平自己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这一年，邓小平倡办的经济特区进入关键时刻。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回到北京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高度评价经济特区的成绩和经验，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还要开发海南岛。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到1984年，邓小平支持和推进的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第六个年头，取得了重要经验和巨大成功。这一年的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从1984年开始，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这一年的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邓小平1982年1月提出“一国两制”，1982年9月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从1983年7月开始到1984年9月，邓小平自始至终指导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22轮谈判，付出了大量心血。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分列式和群众游行。在群众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小平您好”朴素、亲切的语言，代表了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了低潮。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严重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这一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总的精神就是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不要丧失这个时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阐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它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不仅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重要历史事件，我在3本书里都进行了详细介绍。这3本书，虽然聚焦关键的年份节点，但我在书中尽可能地延伸了时间轴，以1978年、1984年、1992年前后几年为整体背景，呈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风云变幻，让读者能够最大限度了解重要年份的历史内涵。为了让读者深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感悟，我在书写时注重从微观层面加以刻画。书中不仅展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还描写了他的个人品格，尽可能地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立体的邓小平，从中感受伟人信念坚定的崇高品格、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以及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希望这3本书能够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邓小平，更好地继承他的精神遗产。
作者小记 刘金田，江苏东台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曾参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和《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撰写工作，主编《邓小平生平全记录》等，著有《世纪伟人邓小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