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丁盛

丁盛（1913—1999），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他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0年2月，丁盛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24师师长，45军13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第七军的主力四个师的兵力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谓“兵团住乌鲁木齐八万革命职工自卫反击制止武斗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对丁盛信任有加，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飞黄腾达开始了。丁盛对林彪也是感激涕零，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丁盛当选中央委员。

丁盛对文革中贬逐到广州的老帅和领导如朱德，叶剑英态度冷淡，为自己将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丁盛在文革中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有人曾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此人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