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多次在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确立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留任前线指挥
1925年10月至1930年1月，王稼祥在苏联学习。其间，他虽然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因为远离祖国，对国内革命斗争和党的发展实际缺乏深入了解，受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拥护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第二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稼祥与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王稼祥到苏区后，直接参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善于学习和观察，通过事实的比较与思考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在工作中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王震回忆，王稼祥到苏区不久在同他的一次交谈中说：我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主题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在讨论是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还是调离前方，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专做政府工作时，王稼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指挥军事。王稼祥把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攻打赣州的失利进行对比，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他说：“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坚定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友谊。长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因伤病同坐担架，他们边行边谈。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官兵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主力北上计划，转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开始逐步得到贯彻和采纳。
事实证明，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说：“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紧接着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橘林密谈”。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接着，王稼祥找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们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同时毛泽东也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交流，并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在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回避主观的错误和责任，只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先后讲话，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形势严峻而危急。
在这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坚定表示，赞成和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提议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更好发挥他的作用。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
遵义会议正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的召开，王稼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两次会议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37年6月，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伤病。伤情好转后留在莫斯科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当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无端指责，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甚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的地步。
随着王明与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了意见。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离任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新到莫斯科接替他工作的任弼时。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王稼祥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和确保行动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会王明的错误受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全会。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3月20日）
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留任前线指挥
1925年10月至1930年1月，王稼祥在苏联学习。其间，他虽然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因为远离祖国，对国内革命斗争和党的发展实际缺乏深入了解，受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拥护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第二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稼祥与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王稼祥到苏区后，直接参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善于学习和观察，通过事实的比较与思考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在工作中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王震回忆，王稼祥到苏区不久在同他的一次交谈中说：我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主题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在讨论是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还是调离前方，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专做政府工作时，王稼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指挥军事。王稼祥把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攻打赣州的失利进行对比，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他说：“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坚定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友谊。长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因伤病同坐担架，他们边行边谈。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官兵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主力北上计划，转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开始逐步得到贯彻和采纳。
事实证明，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说：“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紧接着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橘林密谈”。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接着，王稼祥找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们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同时毛泽东也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交流，并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在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回避主观的错误和责任，只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先后讲话，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形势严峻而危急。
在这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坚定表示，赞成和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提议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更好发挥他的作用。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
遵义会议正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的召开，王稼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两次会议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37年6月，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伤病。伤情好转后留在莫斯科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当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无端指责，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甚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的地步。
随着王明与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了意见。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离任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新到莫斯科接替他工作的任弼时。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王稼祥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和确保行动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会王明的错误受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全会。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