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是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年仅32岁的习仲勋成为了最年轻的中央局书记。”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关中分区的缔造者。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一个革命少年成长为关中特（分）区的领导人，进而走进中央担任国家领导人。
少立鸿鹄志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和村。童年的习仲勋在经历了家道沧桑、国运衰败，目睹了邦国巨变和百姓苦难后，灵魂被深深触动，内心从此埋下了憎恨黑暗、向往光明、同情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种子。儿时的习仲勋既聪明又勤奋，学习考试经常树第一。
习仲勋自1926年春进入富平县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开始了参加革命斗争的历程，同年5月，不满13岁的习仲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启了他人生新的起点。
1927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习仲勋和立诚高小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被安排转入县城第一高小。在县城第一高小他除刻苦学习功课之外，还以更大的激情和斗志投身革命，他积极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演讲。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革命低潮中，他仍积极参加相关斗争。他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中共富平县特支重视，郑重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由于他年龄不足十四岁，转入学校时间短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农历正月初，习仲勋考入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学生运动；4月，习仲勋在参加学生运动时，被铺入狱。在狱中，英勇不屈，并以保留共青团团员团籍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从此，习仲勋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8月获释回家，积极投入武字区筹赈活动，并取得中共武字区指示开始新的革命斗争。
首赴关中革命路
1930年2月，习仲勋遵照中共武字区组织指示，打入国民党长武县王德修部从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支队二连见习官，二营二连特务长。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
1932年3月，利用王德修营将开出陕甘边境的凤县、两当赴甘肃徽县、成县换防之际，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但由于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到埋伏，兵变失败。6月，习仲勋回到富平，想方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在周明德（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的掩护下踏上了寻找陕甘游击队之路；9月，习仲勋在耀县照金镇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找到刘志丹，被留作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指导员，在栒邑石门、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斗争。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的前身是栒邑游击队（亦称三水游击队），是一支活跃在栒邑石门、耀县山区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栒邑县清塬郝村人，曾参加过栒邑起义，起义失败后，程双印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栒邑石门山区活动，组建起了栒邑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斗争。最后由于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习仲勋即带领处境艰难的特务队撤离照金，在三原武字区找到了渭北游击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习仲勋担任政治指导员；10月,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并率领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开展武装斗争；11月再次回到富平，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建立淡村游击队，在富平西区继续游击与群众展开分粮斗争；12月，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组织委员。
1933年2月，习仲勋担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任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同月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了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4月，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指导整顿20多支游击队，积极推动土地分配运动，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使照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3年8月，习仲勋任执行主席，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及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转战陕甘屡建奇功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庆阳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5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寨子湾恢复成立，习仲勋担任特委委员；11月4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宣告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并兼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刘志丹前敌总指挥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将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却在根据地内发动了一场错误“肃反”，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在瓦窑堡中央党校，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恩来。会后毛主席结识了出狱不久年仅22岁的习仲勋，惊叹其：“这么年轻！”，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随后亲自安排习仲勋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让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至此习仲勋被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为重点后备干部培养。
两下关中守卫南大门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设立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
1936年1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共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习仲勋结束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受中央指派赴关中特区工作。赴关中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约见习仲勋。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派习仲勋去关中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的决定，习仲勋带着中央重托赴关中特区，他高度重视干部工作，强化地方武装，科学领导土改。在他的领导下，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生产自救不断掀起高潮，群众支前更加积极，根据地形势一片兴旺，关中特区革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3月，国民党派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保存积蓄力量，关中工委成立，习仲勋担任工委书记兼任游击队政委，继续领导关中地方游击队，带领留守同志在险恶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6月，遵照中央指令，习仲勋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初下关中告罄。
9月15日至17日，习仲勋首次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再次见到了习仲勋，并决定委派习仲勋二赴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10月中旬，习仲勋历尽艰辛来到栒邑县境内的七界石，并主持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苏区各县区政权的问题。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关中特委积极整理扩大游击队；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尽可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后开辟新苏区。
1937年2月，习仲勋随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移驻新正县（今旬邑县）马家堡，此后的习仲勋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4月，他主持并调整了关中特区党政军机构，设立了特委常委会和执委会，健全了特委各工作部门。成立了习仲勋兼任政委的关中特区司令部；5月，习仲勋代表关中特区出席延安三个重要会议，在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6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各县区委书记会议，就关中特区如何贯彻党中央“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方针，怎样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将陕甘宁特区转化为抗日民主政治、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的伟大任务，决定筹备召开党代会、变更党政军群各级组织、尽快适应革命新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抗日宣言号召，紧急动员全区军民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鼓舞军民随时准备笨赴抗日前线。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中特区行政区划归陕甘宁政府直接领导；10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驻地马家堡主持召开了50余名代表参加的关中分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关中特区党的工作，讨论了将苏区转变为边区的问题，完成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暨关中分区成立的使命，决定关中分区设立相应的党、政、军、统战、群众团体机构，并将机关驻地设在新正县（今旬邑县）马家堡村。随后，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委积极建立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并根据新形势对各县党组织作出针对性调整。将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关中分区委员会，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担任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在习仲勋的悉心指导和不懈努力下，所有的机关、团体和乡镇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边区党对各方面工作领导的坚实基础。
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栒邑事件，在险恶的环境下，9月，习仲勋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区），主持召开了50余名代表参加的关中分区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分委书记，并兼任分区专员。两年间，他和分委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关中分区人民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实现了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0年3月15日，习仲勋等人在马家堡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习仲勋担任首任校长，在严峻的形势下，习仲勋非常重视二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4月，顽固派陆续侵占了关中分区大部分地区；5月19日，顽军重火力围攻马家堡，为争取主动，习仲勋带领分区党政军将分区机关移驻阳坡头，继续开展对敌工作。1940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迫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战争环境，1941年11月又被迫将分区机关迁驻马栏镇。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习仲勋和分委领导同志坚持领导全区人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完善各级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国民党蓄意摩擦、恶意吞噬等诸多破坏活动，发展壮大了党组织及武装力量，巩固了革命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1942年7月，习仲勋同志奉调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在任期间，他参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出席了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他在关中特区的优异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认可，在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在旬邑战斗生活达6年之久，从七界石召开重要会议，扭转危急局面；从马家堡主政关中分区，建立健全分区各级党政组织；到带领分区党政军机关从马家堡迁驻阳坡头、落脚马栏，使分区党政军多次化险为夷；他和战友攻坚克难，领导开展分区党组织、社会、政法、军事、文教、经贸等领域的全面建设，并取得了骄人成绩，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党中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奉调中央西北局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1945年4月，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是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年仅32岁的习仲勋成为了最年轻的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还担任爷台山战役临时指挥部政委，同张宗逊司令员一道在马栏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947年1月后，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团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精诚团结，积极支援野战军前方作战。
1949年3月，习仲勋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6月，中央为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任第三书记，负责西北局日常工作，他为大西北的解放做了大量成效卓著的工作。
走进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彭德怀赴抗美援朝一线后，他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灵活妥善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78年12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受严重迫害，彻底平反后的习仲勋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一生
1993年3月，习仲勋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简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