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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习仲勋画传》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出版发行。书中记述习仲勋21岁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习仲勋在群众工作、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摘编如下。

两当兵变前夕的习仲勋(资料图)

 

1933年10月12日,面对国民党军4个正规团及各县民团共计6000重兵的“围剿”,刘志丹带领主力红军主动撤离照金。

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26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同年11月初,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决定分别以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南梁和照金为中心,开辟三路游击区。其时,习仲勋仍留在照金地区,因为“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树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

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赶到南梁地区,担任第2路游击总指挥部队委书记兼义勇军指导员。

南梁位于甘肃省华池县东部,地处桥山中段大梁山南麓,是陕甘两省华池、合水与富县、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交界之地,包括葫芦河上游及其支流各川道,沟壑纵横,土地辽阔。

习仲勋到来后,以南梁堡为中心,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除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等地的民团和二将川的地主武装,然后带头深入到一家一户做宣传组织工作,发动群众起来分粮食、分牛羊。雇农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在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荔园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几条川里竞相成立。习仲勋还派出吴岱峰、刘约三到保安组织游击队,王子良到合水整顿游击队,吴亚雄到安塞建立游击队,杨丕胜组织扩大义勇军。

老赤卫队员蒋成英回忆说“习仲勋给大家讲咋样打土豪,咋样分田地,咋地保护你的土地。你把土地保护好,地主打倒了,没人压迫了。这个地方的人大多数都是陕北逃难下来的穷难户。他和群众的关系是走到谁家老老少少都是大人娃娃往跟前撵。”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拓展到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今甘肃省庆城县)、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和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等 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小河沟四合台村领导召开了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席,黄子文担任秘书长。 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寨子湾恢复。

这一时期,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渴盼着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几次三番派人出去寻找,拿出许多元宝给这些同志做盘缠,但是一无所获。

10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在荔园堡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一天,刘志丹正组织军事训练,看见习仲勋走过来,他立即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队伍。习仲勋感到很是承受不起。刘志丹事后告诉他,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建立苏维埃政府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老爷庙)里召开,一百多名各界代表热烈讨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重大问题。习仲勋是主持人之一,为大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副主席,蔡子伟当选政治秘书长。会议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肃反、妇女等委员会人选,并附设放足、禁烟、禁赌等委员会,通过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各项决议案。

初冬的陕甘高原红日高照。 11月7日上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举行。大会主席台设在和大庙正对的清音楼(戏台)上。正式代表、红军、游击队以及方圆几十里地的群众共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红色会标鲜艳夺目,镰刀与斧头的旗帜迎风飘展,锣鼓声、欢呼声、口号声震天动地。

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他和刘志丹等人共同检阅了部队。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宣告成立是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标志,也是陕甘边区乃至西北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同月,苏维埃政府机关刊物——《红色西北》创刊出版。当时,政府驻地在南梁堡南边不远处的寨子湾,群众习惯称之为“南梁政府”。习仲勋担任主席时年仅21岁,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是“娃娃主席”。在寨子湾,群众有了困难就赶来找习仲勋,而无论谁来,习仲勋马上就见。刘志丹赞道:“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

习仲勋在群众工作、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还和刘志丹等人领导制定了土地、财经粮食、军事、对民团、对土匪、社会、肃反、知识分子、对俘虏、文化教育等十大政策。

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1934年和1935年间,陕甘边区共计创建区级红色政权2个,即南区革命委员会和东区革命委员会;县级红色政权20个,分别是甘肃陇东地区的华池、合水、庆北、赤安、新宁5个县,陕甘交界地区的新正、永红 2个县,陕西境内的中宜、富西、安塞、赤安、赤淳、富甘、红泉、肤甘、定边、赤川、靖边、淳耀、赤水 13个县。边区政府在照金分配土地的实践基础上积极稳妥开展土地革命,主要是:没收地主、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富农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再分地;红军家属有分地的优先权等。

边区政府在荔园堡开设集市,逢一为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活跃,买卖公平。对白区的商人采取保护政策,把山货、羊畜卖出去,将布匹、棉花等物资运进来,解决军民所需,“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

为活跃流通,边区政府还发行了根据地自己的货币——苏币,老百姓称之为苏票。苏币采用木刻版,涂以桐油,印在白平布上,共计发行 3000元,币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 4种,与银元等值。边区政府在荔园堡专门设立兑换处,随到随换。

文化教育事业耀眼夺目。南梁地区以前没有一所学校。 1934年2月,边区政府在小河沟四合台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师生们架起木板当课桌,垒起石块当凳子,用石板做黑板,用锅灰制墨水。教科书采用顺口溜形式,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等,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习仲勋回忆说,南梁时期,“由于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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