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中共修水县委宣传部 余昌清 摄)
我党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已被党史军史专家认可，并被写进了权威党史论著。然而，军旗的产生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计的；有的认为是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制作的；有的则认为是根据中央军事部的指令而产生的。
关于持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说。其依据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湖南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①所以，很多观点依此认为是毛泽东指示制作了我党第一面军旗。
从目前研究秋收起义的原始材料看，如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原始依据《潘心源报告》中，安源会议除部署了起义路线外，既没有编师的记载，更没有决定制作军旗的介绍。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报告或回忆文章中也没有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8日收到了驻铜鼓的三团团长苏先骏转来的关于举行起义的信件，苏先骏在信中强调“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②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与师部联系的最早信件，尽管其详细内容不甚了解，但从《余洒度报告》中可知，这封信中主要是部署了起义和起义的路线，并未发现有制作军旗的指示。即使这封9月8日收到的信件中，有制作军旗的指示，起义在即，设计制作的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假使毛泽东策划起义之时就有制作军旗的决定，在起义准备非常紧迫和交通通讯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将制作军旗的决定送至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的江西修水来制作，而会就地安排在长沙或者当时党组织属湖南管辖的安源等地制作。
所以笔者认为由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证据不充分。
关于持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说。此观点没有发现可靠的史料依据，多系推测所至，认为：既然秋收起义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自然一切重大活动应在前委指示下进行。然而秋收起义却有其特殊性，由于军事领导分属三地，起义之初，前委是有其名，无其实。苏先骏报告中称“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骏等为委员”③。而此时前委重要成员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却在修水，他们在以后的文家市会师才与毛泽东等见面，前委发挥作用也只是在文家市会师时。
同时，既没有找到前敌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关于设计制作军旗的任何决定、资料，也未有亲历者关于前委指示制作军旗的任何回忆文章等。如果由《苏先骏报告》中所述的前委下达了制作军旗的决定，然时间也是来不及的，毛泽东于9月10日方到达铜鼓，组成前委也只能是9月10日，而师部和1团“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9月9日）取平江”，④师部于毛泽东同志到达铜鼓的前一天就起义了。
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说也不成立。
关于持中央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说。其依据一是何长工的回忆文章：“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⑤ 二是余洒度的报告“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自离 开武汉后，没有停止与武汉中央军事部的联系。到修水前夕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即赴中央汇报工作，找到了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并派参谋及时带回了指示；警卫团到修水后，余洒度与通城黄埔同学刘继宋密切联系，“山口会议”确定师委会成员后，又“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⑦。 国民党报纸载《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中也侧面反映了这一史实：“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⑧后来秋收起义总指挥人选，也是由武汉中央任命的，“向警予说：我们把你们的问题研究了，你们还是回部队，你们回去后，把湖南、湖北两省武装的农民集中起来，训练一下。回去时，组织一个指挥部，指定卢为总指挥，我（指采访对象韩浚）是副的，辛焕文为指挥员．．．．．．”⑨。特别是又有当时起义的亲历者何长工的回忆。所以，许多党史专家认为，军旗的产生系中央军事部决定的。
但笔者仍然认为，军旗产生的决定应为“师委会”。警卫团在修水近一个月，秣马厉兵，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规定：“2、．．．．．．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⑩后《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简称“决议案”)又规定：“七、．．．．．．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⑾师部当接到中央8月23日改称工农革命军名称的命令（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也应发至鄂赣等省）和《决议案》之时，部队名称变了，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毕竟警卫团也是群贤毕至，从武汉“七一五”政变中走出来的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经过一个多月所见、所思、所感，同样会对国民党旗帜有一个理性思考，也会有反对再打国民党旗号的主张。亲历者陈树华的回忆正好印证了笔者这一推测：“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⑿当时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由于属师领导，其回忆应是比较准确的。铁心的文章也可佐证这一推测“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⒀
尽管中央军事部一直直接领导着警卫团，但因当时交通和通讯不便，中央军事部不会事无巨细都进行指示，起义前的一些细致的准备，如口令、旗帜等可能都是由“师委会”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在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旗帜问题上意见并未统一，如中共中央8月23日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⒁至于亲历者何长工的回忆绝大部分应是准确的，但因其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时过境迁，一些细节问题，如哪些由中央军事部指示，哪些由师委会内部决定，则可能不一定回忆得完全准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军旗产生应是由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所作的决定而设计制作的，时任师长的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②④⑥⑦《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
③《苏先骏报告》（1927年9月17日）
⑤《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何长工（见《秋收起义在江西》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⑧《兜剿鄂南共匪近讯》（《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8日）
⑨1967年6月11日下午江西省文办展览组宋俊生同志在汉口韩浚家采访韩浚记录
⑩⒁《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⑾《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具体下发至各省时间不详）
⑿《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陈树华（1982年12月31日）
⒀《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铁心
（来源：中国江西新闻网 作者：涂开荣 中共修水县委党史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