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红军历史，我们可以震撼地发现，我党我军在红军时期竟取得了“制信息权”。夺取这个主导权的就是以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代表的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英雄。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川西地区先行北上，毛泽东在下决心时，即交代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并嘱咐叶剑英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走。
制造“玻璃杯”的红军英雄
邹毕兆写了一篇回忆录《玻璃杯》。他第一句话就说：“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邹毕兆回忆说：“1932年11月我调到中革军委二局时，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工作正在大力发展中，二局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破译出蒋介石的密码电报，本身就是个大动力，自然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我也积极地投入到破译工作中去。”“我与曾（希圣）局长、曹祥仁他们一起破密码，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自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蒋介石用的密码，大为改进，几乎完全不用明码电报本做底本，而是另行自编密码本，我们叫它‘特别本’。自编本花样多变，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破译的困难和工作量。破译人员再不能有别的时间了，曹祥仁同志和我也就不再担任报务了，领导要我俩专门搞破译（军委二局单独设立一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
1933年2月，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蒋介石第一个特别本密码，及时配合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到长征前夕，电台侦察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高峰阶段。尽管条件十分困难，但能做到“敌发我收、敌通我通”的惊人水平，主控方向的抄报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百，译通率经常达到“来一个通一个”，在许多关键时刻，创造了不少“边抄边通”的奇迹。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破译了敌人密电码，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1933年1月，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看准了孤立于黄狮渡的敌人，将该敌第五师十三旅消灭，活捉旅长周士达，威胁抚州。蒋介石派吴奇伟九十师由抚州进到浒湾，要向金溪北进犯，红军总司令部决心歼灭该敌。1月8日我军部队拂晓出发，但是吴奇伟几时前进的电报尚未收到。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各军团首长都在等待二局的情报。二局的同志更是全神贯注地紧紧抓住吴奇伟电台的通报，大概8点过后，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有了这个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在行进途中遭红军痛击，损失惨重，狼狈败回。红军得胜后，紧接着回军进攻南丰。在红军攻城时，蒋介石调动大军分3路进攻，企图断我后路。于是我军放弃攻取南丰，而向宜黄方向迎击西路敌人，结果于2月27日、28日在东黄坡将正在集结的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一举消灭。蒋介石仍不甘心，再以十一师、九师，从中路再向广州前进。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敌‘围剿’军总指挥陈诚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蒋介石也十分痛心，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这样，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二三月时，就在我根据地边缘，在其调动部署之际，被粉碎了。”
邹毕兆的这个回忆，不仅具体生动，而且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五大要素”齐全，言简意赅。它已经把红军痛快淋漓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过程“全息摄像”般地留给了历史，留给了后代！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蒋介石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蒋介石变成了我们日日夜夜监控着的杯中人主角。他对他自己花费心力编的密码是大有信心的。可是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码全部为共产党破译了。真可谓，虚空者心安，不悟者无恨。”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发出“虚空者心安，不悟者无恨”的历史性感叹，是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当年的历史事实。其中最为提气壮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由于破译了密电险些捉住蒋介石！1933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邹毕兆回忆：“蒋介石遭此惨败后，亲自来到崇仁中路军指挥部视察。我们从破译的敌人电报中，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去。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击的兵力。可惜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侥幸地走脱了，没有捉到他。”当年如果捉到蒋介石，中国近代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对我军破译了敌人的全部密电，不仅蒋介石不知道，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直蒙在鼓里。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后来，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并念出了其上述两句，让李默庵目瞪口呆。
邹毕兆回忆说：“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不久，约在1933年4月，中革军委将二局分成前、后两部分。曾希圣、曹祥仁同志仍留前方。后方二局由钱壮飞同志任局长，我被分配到后方二局(负责破译)。原后方侦察台合并到二局来。”
邹毕兆的加入，使得中革军委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取得成效：“1933年5月6日，邹毕兆破译敌人密电，获悉国民党军六十三师由莲花县派出4个营和1个骑兵连，经九路冲前往茶陵县接运军用物资，立即报告中革军委。我军于5月6日进至九路冲待敌，7日歼灭了该敌。敌第六十三师龟缩于莲花县城，不敢出动。湘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令四十三旅、五十五旅掩护一个运输营，由茶陵向莲花押运军用物资。我军获悉此情报后，又于莲花县棠市设伏，5月29日歼敌一部，俘敌团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电台一部。红八军在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
荣获红军最高荣誉的“破译三杰”
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最崇高的荣誉。社会上甚至流传着“红星奖章是免死金牌”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事实依据，但是，1933年的《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第16条曾经这样规定：“凡曾受苏维埃功勋奖章而犯本条令者，得酌量减轻之。”由此可见这种奖赏的崇高地位。历史资料显示，红星奖章的颁发只有3次：1933年建军节、1934年建军节和1935年7月（颁发给红四方面军领导徐向前、陈昌浩）。共计颁发166枚。一等奖章获得者仅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80多名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受奖名单中，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而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革军委二局，也受到了最高奖赏。邹毕兆回忆：“1934年八一节，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局长获二等红星奖章，破译科长曹祥仁同志和我（副科长）获三等红星奖章（邹毕兆奖章号码为79号）。由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并在会上讲话。他们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我们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还亲自动员大家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党史研究专家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3位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忍着病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夜以继日地顽强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几乎是每天破一本。但是，中革军委二局制造的这个大“玻璃杯”，掌握军事大权的李德却弃之不用。
邹毕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李德不用二局破译的情报，形象地形容为“玉变为石”！邹毕兆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虽然二局提供了最清楚的情报，但还打不好仗，连我们也很着急。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也就知道什么。但是，自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依靠德国人李德当顾问并将他捧成国际代表，实际由李德指挥一切，最后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机关代号红章纵队，中革军委机关代号红星纵队，其中的军委二局称第四分队，为党中央、中革军委做情报保障工作。长征途中，为了确保每天24小时工作不停顿，第四分队采取两梯队工作制。
这时，中革军委二局组成人员有：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校译）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戴镜元、段连绍等六七人；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李力田、贺俊侦等10余人。此外，还有技术人员30多人及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3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入湘南。1934年11月23日，湖南军阀何键下达命令，紧急布置两个兵团向湘江上游集结。这个密电当天就被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于24日向各军团做了通报。但是，此时红军8万多人的大部队距离湘江还有80多公里，中间还有一条潇水。毛泽东当时就提出不要过潇水的建议。博古和李德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顽固坚持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顾一切地硬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结果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损失5万余人，占中央红军总兵力的58％以上。红军鲜血让江水变色。“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民谣开始在当地流传。
毛泽东在老山界看到破译密电后力主通道转兵
蒋介石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立即紧急部署围堵。在红军到达湖南通道之前，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多份密电。湖南军阀何键密电称：“判断匪寻萧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何键电令修筑4道封锁线，15个师张网以待。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然固守其事先制订的计划，于12月3日命令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2月1日下午，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走浮桥渡过湘江，然后于12月上旬爬上湘桂边界的越城岭。城步县抄录了陆定一的长征日记，陆定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红军总部胜利翻过老山界。九军团到达社水、茶元（今城步五团镇的行政村）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后跟进。”城步县在南山上立有一块随红军中央纵队过境的陆定一手书的“老山界”石碑，刻着“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12月8日经过此地”……正是在渡过湘江之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中酝酿了必须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和避开敌人陷阱改道贵州继续西进的问题。特别是翻越老山界之后，开始有建议权的毛泽东，就是根据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来判断红军应该西进贵州的，从而躲过了蒋介石在湘西设下的口袋阵。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毛泽东看到中革军委二局送给他的情报和我军次日行动的计划后，非常生气，立即来到一局，找到周恩来、博古，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当晚，应毛泽东的要求，中革军委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避免了自投罗网被歼灭的命运。
1935年1月3日9时，红军在乌江界河渡口发起猛攻，击溃黔军第三旅林秀生部，强渡乌江成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的往来密电获悉：贵州军阀王家烈向蒋介石密电哀求蒋介石派兵围堵。而蒋介石却捉襟见肘：他派刘湘第三旅廖泽为援黔部队，原拟进到绥阳、湄潭，因怕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8个师，正乘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地盘，留驻贵阳、清镇，无力北渡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红六军团，难以入黔。蒋介石急忙从鄂豫调上官云相的第九军，进入川、黔。中革军委从这些频繁来往密电中分析出，蒋介石在贵州和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1月7日，中央红军智取遵义。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宝贵时间召开遵义会议，同时休整和扩大红军。而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继续日夜守候在电台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直到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
毛泽东后来对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毛泽东点名带走的人
无线电部队不仅及时监听破译了国民党军的电文，还能把这项特长用得出神入化。1935年3月，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准备南渡乌江。这时中革军委二局破译密电得知，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6个师转往东南方向逼近中央红军主力，同时在乌江南岸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如果两股敌军形成合围之势，中央红军将面临一场恶战。于是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假冒蒋介石的密电，令这6个师偏离东南方向前进。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深信不疑，其部队果然按中革军委二局的指挥去往了打鼓新场。中央红军避免了一场血战，3天后顺利渡过乌江。
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对昆明虚晃一枪后，马上抓紧时间去渡金沙江。但是，蒋介石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红军有北上可能。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围追堵截”。其中国民党第十三师距离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只有一天半的路程。中革军委一局吕黎平回忆：“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军委二局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形迹，故决定在团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毛泽东据此密电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他用红铅笔指着地图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要后人写个故事吧！于是，在5月5日电令因无船不能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部队按时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这使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成了泡影。1981年8月，邹毕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名为《渡江》的纪实体分幕式剧本，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写。
1935年6月14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小金县胜利会师。邹毕兆回忆：“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驻入地时间长的是毛儿盖。四方面军的破译工作，从1933年开始，一台、二台、三台都是既搞通讯报务，又做破译工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破译单位的关系很融洽，他们支持我们一批汽油。”但是，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红军领导层就出了问题。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要地位，闹分裂。
邹毕兆回忆：“过草地到巴西时，军委二局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大约在9月10日黄昏时分，叶参谋长通知我们立即回中央军委驻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单位随后赶来。我们到军委驻地时首先见到彭德怀军团长，他见我们来到高兴极了，像是松了口气。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北上红军部队返回，再过草地南下，中央决定率第一、第三军团继续北上。气氛很紧张，部队正在加强戒备，以防万一。”
邹毕兆回忆录里说的“中央决定”是1935年9月10日，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川西险境先行北上。“由于行动仓促、秘密，连身边的一些作战参谋都没有通知。但毛泽东在下决心时，即交代叶剑英参谋长：二局一定要带上。并嘱咐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走。从这段史实中可以看到二局的重要性以及从事破译工作的曾、曹、邹三人在二局的核心作用”。
邹毕兆曾详细记录了中革军委二局破译工作的成果，取名为《心血的贡献》。
“册中记载：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码达1050多个，平均每月17个。尤其是在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的近4个月时间里，军委二局在军情紧迫、敌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相继突破了蒋、湘、桂、滇、川当面之敌的密码94个，及时准确地侦悉了敌人兵力部署等大量密息情报，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指挥红军实施两占遵义、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作战行动，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会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