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根据地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哺育了人民子弟兵，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与休憩地；在根据地开展的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场，更使各族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义军主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但因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失败。此外，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革命武装起义，也先后失败。在城市暴动以及攻占大城市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上了井冈山。几乎同时，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赣湘边界地区，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和“湘南暴动”，他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领导土地革命等方面，对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朱德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
一、建设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革命武装
朱德是从旧军阀中走出来的一名职业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已经身经百战，知道军队的重要性，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建立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强大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当南昌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失败以后，在许多军、师、团领导人先后离队之际，朱德毅然挑起领导起义军余部的重担。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为保存这支宝贵的革命队伍，朱德领导起义军转战粤闽赣湘边界地区，并在1927年10月至11月部队进入赣南后，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紧接着部队进入粤北湘南后，发动了“湘南暴动”。朱德通过“赣南三整”与“湘南暴动”对起义军进行整顿教育与培养锻炼，是对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探索，它为我党我军建设人民军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来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
1、建设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武装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革命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动力源泉，失去信仰，信念不坚定，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起义军在潮汕遭受失败以后，当时在起义军中任班长的粟裕回忆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许多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心不稳，士气低落，逃兵和私自离队人员非常多。“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时任部队连长的林彪后来也回忆说，当时的部队，遇到敌人“一碰就垮”。看到这种情况，朱德非常痛心，他下决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队伍。
在江西赣南的安远县天心圩，朱德对起义部队开展了“天心圩整顿”。他集中部队，对大家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随后，朱德以激奋人心的话语动情地对大家说道：“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0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0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时任七十三团党代表的陈毅对朱德这段讲话感触很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而“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自愿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朱德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都和士兵们在一起，“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经过朱德的言传身教，战士们对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这支保留下来的八百多人的部队，后来成为了红四军的中坚力量，许多人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残酷的革命斗争，就是靠这些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武装，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2、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
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的基础，更是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与其他军阀队伍的标志。朱德从旧军队中走来，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与追寻共产党的曲折过程中，他深深懂得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当部队行进到信丰时，有的人跑到酒店里大吃大喝不给钱，有的人拿出手榴弹到当铺里讹钱，还有的人干脆对老百姓实施抢劫。这表明，当时的部队已经和旧军阀没有两样了。为了改造这支宝贵的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朱德当机立断把带头的破坏分子枪决。陈毅气愤地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并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后来，部队成立了没收委员会，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并对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教育。接下来，朱德开展了“大余整编”。“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重新成立了党支部，并将部队中原来只在上层领导机关才有的党、团员，分配一部分到基层连队去，担任连队的指导员。通过整顿，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使整个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同时，撤销已成空架子的军、师、团建制，把部队编成一个独立纵队，由朱德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提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经过整顿后的起义军，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有了严明的组织纪律，已经成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
3、革命武装要有强大的战斗力
要打倒强大的反动派，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军在转战赣粤湘边时，不断遭到敌人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打惯了阵地战正规战的起义军，在山区作战中疲惫不堪。朱德总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起义军太弱小了，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打败反动派！如何壮大？朱德从多年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开展游击战争才能生存与发展。当时起义军中的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生，他们受的都是正规战教育，在山区作战时往往不知所措。为此，当部队到达崇义上堡时，朱德决定在这里对部队进行整训。“在这里，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上堡整训中，起义军“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后来，当部队到达韶关犁铺头，再次进行了休整，朱德亲自编写教材，每天亲自给战士们上课，并且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检查指导，让部队演练游击战争的新战法。教材中“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瘦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的游击战法，到井冈山后发展成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经过“赣南三整”与犁铺头练兵以后，起义军成为了初步掌握游击战法的新型军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接下来的湘南暴动，起义军的游击战术在实战中得到检验，部队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为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千锤百炼，朱德领导的这支南昌起义军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骨干与基础，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筑牢广泛的群众基础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共产党把自己比作船，把人民群众比作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船只有在水的帮助下才能向前航行。朱德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率领起义军转战粤闽赣湘边时，就开始了部队开展群众工作的探索。
1、军事工作要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起义军进入安远后，朱德命令部队不要打扰村民，到野外露营。在宿营地天心圩，朱德派人到圩镇和附近村庄，帮助老乡挑水、浇菜、劈柴做好事，朱德亲自为几家农户一口气挑了十多担水。在大余县城，朱德派部队到西华山矿区开展工运工作，部署人员下到街道和城郊开展宣传活动，作群众工作，“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在崇义山区，以排、队为单位，分散到群众家中，帮助农民生产劳动。朱德严格要求全体官兵，对待群众要和气，买卖东西要公平。有一次在上堡，朱德让勤务兵购买农民李莹隚3斤泥鳅，付了6个银毫，李莹隚很感动。“朱德的部队很文明，士兵买东西都按价给钱，连买一块豆饼都不少分文。”
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大余县城，部队没收委员会将地主资本家的财物没收后分发给贫穷的老百姓；在崇义山区，分散在乡村的官兵，深入到群众中，召开群众大会，或找百姓谈心，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农民的，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要穷人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部队还为群众表演文明戏，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老百姓为起义军的真诚所打动，不但敢于接近起义军，接纳起义军，还主动给起义军提供粮食、药品，为起义军提供情报，把起义军当作自己人。
2、统战工作十分重要
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朱德十分注意作统战工作。10月26日，起义军一到达大余县城，朱德即主动联络大余县各界人士，大余商会见起义军经济困难，立即筹措了一万余银元支援起义军。朱德为感谢大余工商界的支持，写了一张借条，“言明此系暂向商界借款，并亲书一函致当时已逃往广东南雄的国民党大余县长吴炬光，委其代为归还。嗣后，吴炬光果然还了此款，但各商家竟然拒收，于是便用此款兴建了一栋商会大楼，藉以纪念。” 1930年3月，当红四军游击赣南再次来到大余后，朱德即居住在这栋大余商会大楼里。而在崇山峻岭间的崇义县上堡，至今仍流传着朱德与刘桂凤义结金兰的故事。当年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这里整训时，因当地百姓长期受兵匪的欺压，起义军一到，百姓要么到外地躲避，要么对起义军敬而远之。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朱德首先取得了在群众中有极高威信的上堡街万和堂刘桂凤的支持，在朱德的影响教育下，刘桂凤主动为起义军联络驻地，提供粮食与情报。为稳定人心，朱德还按当地传统风俗，与刘桂凤立“金兰谱”，义结金兰，认刘桂凤为义姐。在刘桂凤介绍下，朱德结交了许多当地的农民朋友，朱德率部前往湖南汝城时，刘桂凤还为其推荐了向导。
为取得宝贵的时间与地盘进行训练，在上堡朱德还给国民党军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去信，要这位昔日的部属“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而对起义军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朱德利用旧谊与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的一段统战关系。“范石生那时在广东东江、湘南一带当军长”，“当时我们正疲倦，又没子弹、服装、被盖……就立刻和他讲了统一战线。”朱德的统战工作不但换来了部队休整训练的时间与地盘，换来了弹药与军饷物资，还获得了宝贵的情报以及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开展农民运动举行武装暴动的机会，直接推动了湘南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