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学术界已有一些说法，比如语言和经费问题。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这不能成为毛泽东放弃赴法勤工俭学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当时经手从章士钊那里借来资助旅欧学生的两万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国路费。就外语来说，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亦非考虑重点。其实，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并非某一个单纯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几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从学习效率看，“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毛泽东在1920年2月给陶毅（新民学会会员）的信和同年3月给周世钊（毛泽东的同学）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关于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先后顺序的观点。前一封信中说，他想和同志们在长沙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讲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是不打算留学，而是准备把国学基础打牢后再去，那时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国情进行深层比较、甄别，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赴外国留学，毛泽东积极支持，但不主张留学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相反，对学会会员过多赴法，他认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这里讲的“同志”，实际上就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泽东希望这些优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对各国实际和各家学问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当地起到领导核心作用。
另外，新民学会各方面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败。实际上，自学会成立不久，担任学会总干事的萧子升就去法国了，会务由担任干事之一的毛泽东主持。留法的学会骨干成员亦有意留毛泽东在国内。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给国内的彭璜、毛泽东写信转达蔡和森的意见，由于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积极的革命活动，认为“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同时，萧子升也认为，毛泽东“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新民学会会员理性分工的重大意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赴法会员从法国和德国这些社会主义的“故乡”直接向中国输入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而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则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他们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另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把眼光和兴趣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希望以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译文。可以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效法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苏俄另眼看待，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
毛泽东赴俄考察学习的计划之所以后来没能成行，在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在狭小的学校社团里开展活动了，历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高频度、高强度的社会宣传、组织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交涉、处理等革命现实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湖南的驱张运动、自治运动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这正给寻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奋斗中发现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毛泽东认为“乱”也有很多好处，认为大困难和大障碍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奋斗，推动事物发展的极大动力。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强烈主张读“无字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而又觉得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很不够的毛泽东来说，他还能抛下这激烈发展的社会形势而远赴法国在异域从书本里寻找真理去么？所以，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必然的选择。此后，毛泽东在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认识，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