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群众同劳动。
对坚定信念的矢志不渝
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后来考入云南讲武堂，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但是他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于是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滇军。不久，朱德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朱德铿锵有力地坦陈：“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尽管这次朱德被拒加入中共，但是他没有失望，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此时朱德主意已定，他要到欧洲去，去留学，到革命的发源地去接触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不久经周恩来介绍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信仰是一个思想阵地，也是一种防腐剂。理想信念对顺利推进我们事业具有强大的激励、导向和推动作用，朱德对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矢志不渝值得党员干部学习。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时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朱毛”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朱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长达48年的友谊也由此开始。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朱德旗帜鲜明，慷慨陈词，严肃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张国焘曾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擅令部队南下，要求朱德谴责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朱德严词拒绝，明确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什么的。”
敢于担当讲真话
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德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克服分裂，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
朱德胸怀宽广，勇于做自我批评，极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在庐山会议上，他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去整人。在党内政治运动中，朱德特别注重团结，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他不搞宗派，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
敢讲真话是朱德很鲜明的品格。有的时候，讲真话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因此遭遇风险，但朱德在官场上是一个爱讲真话的“另类”，在他眼里，不讲真话就是对强权的妥协和纵容。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应当像朱老总那样，以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喜听真话，有效压缩假话生存空间，逐步铲除假话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坚持做人民公仆
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朱德一向以身作则，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他曾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城镇、学校、车间、田间地头甚至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回去后写出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并提出具体办法、意见或对策建议。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1937年11月，朱德的一个外甥从四川老家随抗日部队来到山西省的八路军总部，告诉他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和迫害，家境非常困难。朱德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身无分文，便在山西省洪洞县给他四川的好友戴与龄写了一封信：“……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
堂堂八路军总司令，却连寄钱尽孝的能力都没有。区区200元难倒了总司令，于是只得求助川中好友了，信中充满了信赖。朱德一生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始终如一地以劳动人民的儿子为荣，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对于金钱物质享受，朱德看得很淡，他反复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
（摘编自《福建党史月刊》 余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