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油画）
“提出71项144个问题”
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他把这个《章程》寄给各地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中夏把这个《章程》拿到10月23日刊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表，同时还写了一段说明：“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的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工人退职年薪、清丈田亩等。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废除各省督军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个别的甚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或不那么迫切，如裁军、外债偿还等。
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及其内容看，毛泽东当时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响。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他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如期寄给胡适，胡适还曾在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撰文称赞。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李大钊8月17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这个观点，想必毛泽东也看到了。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争双方都是毛泽东当时敬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那时候，他正如海绵一样吸收和消化着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无论是对胡适提倡的研究问题，还是对李大钊捍卫的主义，他似乎都愿意一试。
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相统一
青年毛泽东的行事作风，也以重实干闻名。他当时参加了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去解决问题，在青年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青年毛泽东何以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各样的学会社团。据粗略统计，他青年时代主持或参加的学会社团有十几个，诸如：湖南新民学会、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等，他都努力借这些平台组织同仁下功夫去研究和解决符合学会社团宗旨的实际问题。
对“主义”的寻找越来越强烈
再回到1919年9月1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列了一大堆问题后，也没有一掷了事。除了寄给朋友参考外，他自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则继续思考和研究。例如，《章程》中列有国语（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等问题，在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便表示要研究“国语”，认为必须“将国语教科书编成”。《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总之，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青年毛泽东的行事风格，注重实际，也讲原则；充满问题意识，更重理论信念。在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半年后，毛泽东还曾在一封信中表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到1920年初，毛泽东对“主义”的寻找和研究，越来越强烈和迫切，乃至写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大纛一张，人们便知所趋赴”这样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