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继登场——
展望中国新时代 聚焦发展新趋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务实
3月24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经验的思考。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赞叹不已，“中国不仅从集体经济转为市场化经济，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斯蒂格利茨认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坚持务实主义。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是全球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无法直接借鉴过去的经验。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边走，一边解决问题。
第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一定要有成功的制度。中国有很多制度创新，如价格双轨制、合资企业等。
第三是坚持渐进发展。中国政府相信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每一个十年，它的改革进程都会大幅改变。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是合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强调要推动创新经济，让大学的科研机构、新的私营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指出，动态地调整政策和不断学习非常重要，“一个阶段的改革，意味着这一个时期的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代表下一个阶段它依然有效”。他建议，中国一定要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动态地发展产业。（记者 佘颖）
迈克尔·斯宾塞：为参与中国改革进程而自豪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能够参与中国改革的进程，尽其所能帮助世界与中国联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备感自豪。
斯宾塞认为，中国是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在诸多领域，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维护多边体系。如果大国之间只做双边协议，那小国肯定在夹缝中难以求生。第二，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建。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体量很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在升级。这种切入市场的能力，是正在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第四是技术优势。中国目前是技术的创新者，尤其是数字技术站在了世界前沿，引领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技术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到这些技术板块，中国有能力去提供帮助。
斯宾塞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还没有任何谈好的框架或条约，这是一片空白。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需要审慎地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监管等管理好这些技术，以防范数据泄漏等风险。（记者 熊丽）
埃德蒙·费尔普斯：对未来克服危机保有信心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针对“下一场金融危机有多远”相关话题发表了看法。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范围涉及通货膨胀、就业、经济增长、储蓄、税收和价格等多个领域。其最重要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理论。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很多，可能由极端的情况引发，也可能由意外因素变化引发。例如，经济参数的变化、干扰性事件或者贸易战。当然，经济危机还可能是市场情绪波动引起的，市场情绪不再乐观或者加速悲观，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样的情绪变动形成预期很可能只是猜测。经济危机不一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表现之一是银行危机，其特征是银行资不抵债，导致存款的挤兑和银行倒闭。
未来一定会有一场经济危机吗？埃德蒙·费尔普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表示，尽管下一次经济危机必将发生，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还在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未来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可能遇到经济危机的部分诱发因素。如果未来经济遭遇另一场危机，他对全球经济体克服危机、继续健康前行也有信心。（记者 周琳）
埃里克·马斯金：解决贫困关键在提升技能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不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在以前也有过全球化，但这次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认为，本轮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本轮全球化把无技能的人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未能从全球化分工当中受益。
有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理由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可以利用低技能工人。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有所增长，贫困问题就解决了。埃里克·马斯金对这种判断表达了不同见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低技能工人发现自己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
“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生产，即使可以停止，效果也适得其反。因为全球化生产已经带动了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埃里克·马斯金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底层工人的技能，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全球化生产的工作。
埃里克·马斯金建议，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对私营企业加大补贴，鼓励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只有给农民“赋能”，让他们获得谋生的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记者 吴浩）
罗伯特·席勒：“中国梦”激励个体创造力
3月2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深度对话。
席勒表示，叙事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诸如“中国梦”“美国梦”这样的叙述或话语却对市场运行和大众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非常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认为这鼓励了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创造性，营造了乐观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席勒认为，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他还特别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两会上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席勒介绍，“美国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早期，美国人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931年在其所著的《美国史诗》中第一次用到“美国梦”，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一概念才真正开始流行。席勒认为，“美国梦”和“财富梦”虽有交叉，但并不一致，“美国梦”并非关于房子、汽车或是高薪的梦想，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梦想。席勒认为，不应将“中国梦”和“美国梦”相互对立，两个梦想有着相似性，应该尝试共同成就。（记者 张保）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人工智能应让所有人受益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其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由于在市场搜寻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于201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分会场上，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从蒸汽机、电力、柴油发电机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总会给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引入新技术后，要确保它所带来的益处能够在经济中比较平衡地分布，而不是只让部分人受益。
人工智能将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很多经济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消失，需要技能的工作将会得以保留。“例如在银行，出纳员这个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以关系为主的银行服务则需要人来完成，比如推荐理财产品。”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在高技术性的、高创造性的行业以及服务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发挥作用。
在谈到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指出，企业会自行调整业务，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政府也应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则需要确立终生学习的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这样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也会大幅提高。（记者 周明阳）
詹姆斯·赫克曼：要更多地关爱“留守儿童”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他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非常关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在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与此同时，约占农村儿童总数30%的留守儿童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赫克曼指出，尽管“留守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留守儿童”在父母陪伴和教育方面显然有所缺憾，这种缺憾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甚至带来代际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政府应该从政策角度，努力为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机遇，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各国（地区）的研究大都表明，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参与教育的意愿和有效性等家庭因素，对孩子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从3岁左右就有所体现，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还将导致城乡发展的持续不平衡。
赫克曼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说明，加强早期教育投资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工作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实验表明，通过为贫困地区孩子增加营养和定期家访这种低成本且可行性高的方式，教给孩子母亲更有效的教育方法，益处非常明显。（记者 张保）
展现“中国故事”的魅力
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亮相，还有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大咖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交流对话，话题涉及中美关系、金融危机、中国改革、人工智能、全球贸易，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盛宴，也凸显了中国的开放、自信和“中国故事”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都是好奇的。强起来的中国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和平崛起的道路实现兴盛。能不能用合适的方式阐释差异，把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展示给全世界，可能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拿中美经贸关系来说。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中美贸易额是5000亿美元，但一位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在本次论坛上提出，贸易额可能只有3750亿美元，而且这3750亿美元也是基于在中国的附加值算出来的，实际数字可能只有25%。以此为依据指责中国，显然是不合理的。类似的误解和不了解还有很多，如果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中国可能还要遭受别人的误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向世界阐释中国发生的变化，世界也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对话交流才能实现。只有增强了解、增加互信，才能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