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领导农村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行。这位改革开放的“高级工程师”，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注。他主张教育为四化建设服务，鼓励推行教育改革，呼吁加强师范教育，为20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重视教育“是一定要后悔的”
文化和教育是“文革”中首先受到冲击的领域，“两个估计”对教育战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教育思想被严重扭曲，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同时，社会上充斥着轻视和忽视教育的不良氛围。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求，大力发展教育、培养能为四化建设作贡献的人才迫在眉睫。“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教育战线率先开展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否定“两个估计”，开始扭转了“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方针，教育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以此为起点展开，教育事业乘着改革的春风逐渐恢复发展。
万里是新时期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也是教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他深知，要想实现四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场合为教育发展摇旗呐喊的万里。1984年6月，在同全国髙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万里将教育事业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传达出重视教育的思想：现在我国搞四化建设，最缺少的是知识和人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教育。所以，我们党和政府都要重新认识教育对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人是最大的能源，教育战线是最大的能源基地，只有有了合格的人才，四化建设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任何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教育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1985年5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万里发出了把教育看作“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的呼声，显示出他的长远战略目光。
有一次，万里在同安徽省领导同志谈话时，比较了安徽和江苏的发展情况：安徽十三四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年产值100亿元；江苏只有十万平方公里，年产值500亿元。为什么安徽同江苏的差距这么大？万里为其“诊断”的“病因”是，安徽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寥寥数语，饱含着万里对农村改革“领头羊”安徽发展状况的关心，也准确地为安徽指出了迎头赶上的方向。
各级党政机关是国家教育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和推动者，它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把重视教育与否纳入地方党委工作的考核体系，是万里为敦促地方党政机关发展教育事业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1983年7月下旬，教育部召开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重申了“教育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最基础的工作”这一思想。他语重心长地说，对教育问题认识不够的话，“是一定要后悔的，即使今天不觉得后悔，九十年代一定会后悔”。他请与会代表回去向省委传达、汇报会议的内容，建议每一个省委和省政府、县委和县政府在暑假期间由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主持召开一个普通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普通教育工作。万里还强调，重视教育与否，是考核一个党委对现代化的了解程度与领导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一定要像抓能源、交通、财经工作那样抓教育。
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为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这是万里的心声，也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期望。1982年8月，万里、胡乔木会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座谈时，万里表达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想法，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并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加强对勤工俭学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适合四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创建和发展自然也牵动着万里的心绪。19851月29日，香港商人包玉刚捐资创办的宁波大学举办奠基典礼，万里欣然前往参加。在谈到宁波大学的办学方向时，鉴于当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都很缺乏，而经营管理人才、外贸人才、金融人才、经济人才和法律人才更为缺乏的状况，他希望宁波大学多培养一些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银行家，为四化建设输送人才。31日，万里从宁波赶赴烟台，到烟台大学看望师生，参观了教室、餐厅和图书馆，并在1200多名师生的集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坚持创新，把烟台大学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次年11月，宁波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万里又特地赶往出席，并对其发展前景寄予厚望。在典礼前一天，万里会见了包玉刚及其亲属，英国国会议员和教育部副部长华尔登，以及香港的一些宁波籍著名人士，向他们对宁波对外开放和宁波大学的兴办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必须及早下决心改革教育体制”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主政安徽时，将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经验推向全省，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拉开，“要吃米，找万里”成为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的时代口号。教育战线的改革，也得到了这位“改革闯将”的大力支持。
1984年10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正是万里。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牵头。在万里的领导和胡启立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逐渐起草完成。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为即将在全国推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造势。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教育体制如不改革，同现代化建设和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不适应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总之，我们必须及早下决心改革教育体制，否则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这体现了万里对教育体制改革迫切性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教育体制改革应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对教育体制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第一，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第三，推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招生分配制度。另外，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还必须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该《决定》对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全国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1985年8月29日至9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广东、浙江、辽宁八省、市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市）长会议，检査各地贯彻《决定》的情况。会议期间，万里到会听取汇报。在了解各地传达、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贯彻《决定》的情况后，他对教育改革的推进情况表示肯定，认为《决定》公布以来，中国的教育战线已经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他对各省、市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他们进一步贯彻好《决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教育改革。
高校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髙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依然束缚着髙校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全国高校中，上海交大率先实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的影响，社会上对此褒贬不一。在影响改革走向的关键时刻，万里几次会见上海交大有关领导，肯定交大改革的路子。1984年1月，万里专门听取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等校领导汇报管理改革情况。针对当时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师资近亲繁殖又不流动的做法，万里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鼓励交大继续改革下去，使人才流动起来。他说，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你们交大的改革要继续坚持下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万里提出的“多、快、好”的目标为上海交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9月，万里再次为邓旭初等鼓劲打气：党中央号召改革，凡是搞改革的，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我国高等教育非改革不可，这是确定无疑的。上海交大的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肯定的，要放手大胆地干下去，按自己的设想和计划改革下去，不必理睬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这样，上海交大的改革获得了一颗“定心丸”。在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鼓励下，上海交大顶住各方面压力，走出了一条从管理改革入手、逐步推动教学和科研改革的高校改革路子，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985年10月，万里在接见上海交大负责人时肯定了交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他欣喜地表示:“你们交大最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多次统考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坚持改革总会取得成果。”
上海交大的成功改革证明了高校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万里呼吁全国各大高校向上海交大等学习，积极进行体制改革。1986年2月，北京工业大学校领导向万里汇报教育改革情况。针对我国中专比例比较低、教育结构很不合理的状况，万里希望北京工业大学帮助培养中专师资，特别注意帮助师范学校提高师资水平。他还为包括北京工业大学在内的高校改革“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方案：大学的科系配置，要符合社会需要，并向国际水平看齐；打开校门办学，可以主动与科研部门和企业挂钩，及时吸取科研和生产上的新成果，充实教育内容，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在招生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可以和企业或郊县挂钩，帮助他们定向培养人才，等等。11月30日，12所大学的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在合肥参加了一次生动活泼的讨论会，他们是受万里邀请前来讨论民主办学的。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一些高校介绍了自己推行的一系列新举措，如试行校长负责制，设立校务会议和学术、学位、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下设的提案、分房、职工福利委员会等，受到了万里的赞赏。万里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大胆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并郑重强调：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体制要改革，领导体制也要改革，要坚持民主办学，培养四化需要的人才。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教育气量和人才水平的关键。1985年9月10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首都庆祝教师节大会在人民会堂隆重举行。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讲话。他说：“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体现了万里对教师工作的充分重视。在此基础上，他倡导把尊重教师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和社会公德。万里继而向教师们保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物力财力的增强，国家必将拿出更大的力量，逐步采取措施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教师要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为学生和全社会做表率；要及时更新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改革那些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青少年学生。
当时，师范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学生不愿报考师范、考上师范也不安心、毕业分配以后不愿当教师、有的当了教师又改行等问题。这让万里十分担忧。怎样才能千方百计加强和改善师范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呢？1985年10月5日，在参加河南省部分师范院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会时，万里对“提高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是重要举措”的思想做了阐发，并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思考和研究一下怎样增强师范院校的吸引力问题，使全社会都重视师范院校，使优秀的学生都愿意报考师范院校，学而优则“师”。
曲阜师范学校，是万里的母校。1933年至1935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三年。万里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结，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那是一所水平很高、很有特点的学校。”在阔别母校50年后，万里借着调研黄河大堤和兖石铁路的机会，于1985年11月8日再次回到这里。他跟身边的人说：“我这次来不是看三孔的，是看母校的。”整整大半天时间，他参观了校史展、图书馆、操场、教室、食堂，亲切询问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及师生的生活、学习情况，最后与省、市及部分高校、曲阜师范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进行了座谈。“教师是工作母机。”这是万里在座谈时提出的重要论断。他说，我们的国家能否成为一个髙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决于教育，教育又取决于师范。“没有合格的教师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高度文化、髙度科学技术的人才呢？所以说培养合格的师资是当前我们教育工作的一个大问题。”万里主张，只要条件允许，所有的县都要办一所师范学校，宁可少办一所高中，也要办师范学校，要选择最优秀的、道德品质好、知识丰富、教学方法得当的人当教师。座谈会一直开到将近下午1点，万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学校大门，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前来欢送的人们大声说道：“我还会回来的，回来再看望老师和同学们！”回到北京后，很少题词的万里专门为曲阜师范学校题写并寄去了“培养优秀的文化与道德的播种师”。万里对母校、对师范教育热爱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
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的时间抓师资队伍建设，是万里为师范教育画出的宏伟蓝图。1985年11月23日，万里与全国中小学师资工作会议的代表进行座谈。他认为，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一个世纪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是教育这个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中的重点。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交代：这件事，你们这一代要做好，不要留到下个世纪去。万里转而严肃地指出，任何轻视师范、轻视师资队伍建设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提高教师素质比对工厂里设备技术的更新更为重要。他要求，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下决心一直抓下去，不是只抓一年、二年，也不是只抓一个五年计划，而是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不懈努力，建设一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德才兼备、合格稳定的教师大军，为培养人才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
1986年1月1日，万里拨冗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们一起庆祝新年。他看望了教师代表，听取了他们对发展师范教育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并表达了对教师们的厚望：“我们国家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就依靠教师们，要靠他们来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文化素质，没有坚强、优秀、安心的教师队伍，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就没有希望。”万里又一次提起按计划发展师范教育的想法，即下决心从“七五”计划起，经过10—15年时间，使我国的师范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把各类师范院校的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努力使各级各类教师队伍的水平提高一大步。
教师的待遇问题，是万里始终记挂在心间的一件事。为教师们解决后顾之忧，才能保证他们全身心投入教学，提高教学质量。1986年2月1日，万里冒着严寒到北京朝阳区和西城区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家中看望，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收入、住房等情况。在听取朝阳区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在“七五”期间解决教师住房问题的设想后，万里很高兴。他还看望了西城区曙光幼儿园退休园长、90岁髙龄的董玉振，向她表示感谢：“您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孩子，这是对国家很大的贡献。”
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万里始终保持着尊师重教的良好风范。他为教育发展摇旗呐喊，为教育改革铺路奠基，推动了新时期教育事业的繁荣。他阐述的一系列深刻而丰富的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和改革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来源：《百年潮》2016年12期）
不重视教育“是一定要后悔的”
文化和教育是“文革”中首先受到冲击的领域，“两个估计”对教育战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教育思想被严重扭曲，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同时，社会上充斥着轻视和忽视教育的不良氛围。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求，大力发展教育、培养能为四化建设作贡献的人才迫在眉睫。“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教育战线率先开展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否定“两个估计”，开始扭转了“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方针，教育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以此为起点展开，教育事业乘着改革的春风逐渐恢复发展。
万里是新时期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也是教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他深知，要想实现四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场合为教育发展摇旗呐喊的万里。1984年6月，在同全国髙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万里将教育事业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传达出重视教育的思想：现在我国搞四化建设，最缺少的是知识和人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教育。所以，我们党和政府都要重新认识教育对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人是最大的能源，教育战线是最大的能源基地，只有有了合格的人才，四化建设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任何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教育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1985年5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万里发出了把教育看作“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的呼声，显示出他的长远战略目光。
有一次，万里在同安徽省领导同志谈话时，比较了安徽和江苏的发展情况：安徽十三四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年产值100亿元；江苏只有十万平方公里，年产值500亿元。为什么安徽同江苏的差距这么大？万里为其“诊断”的“病因”是，安徽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寥寥数语，饱含着万里对农村改革“领头羊”安徽发展状况的关心，也准确地为安徽指出了迎头赶上的方向。
各级党政机关是国家教育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和推动者，它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把重视教育与否纳入地方党委工作的考核体系，是万里为敦促地方党政机关发展教育事业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1983年7月下旬，教育部召开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万里在会上重申了“教育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最基础的工作”这一思想。他语重心长地说，对教育问题认识不够的话，“是一定要后悔的，即使今天不觉得后悔，九十年代一定会后悔”。他请与会代表回去向省委传达、汇报会议的内容，建议每一个省委和省政府、县委和县政府在暑假期间由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主持召开一个普通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普通教育工作。万里还强调，重视教育与否，是考核一个党委对现代化的了解程度与领导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一定要像抓能源、交通、财经工作那样抓教育。
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为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这是万里的心声，也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期望。1982年8月，万里、胡乔木会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座谈时，万里表达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想法，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并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加强对勤工俭学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使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适合四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创建和发展自然也牵动着万里的心绪。19851月29日，香港商人包玉刚捐资创办的宁波大学举办奠基典礼，万里欣然前往参加。在谈到宁波大学的办学方向时，鉴于当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都很缺乏，而经营管理人才、外贸人才、金融人才、经济人才和法律人才更为缺乏的状况，他希望宁波大学多培养一些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银行家，为四化建设输送人才。31日，万里从宁波赶赴烟台，到烟台大学看望师生，参观了教室、餐厅和图书馆，并在1200多名师生的集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坚持创新，把烟台大学办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次年11月，宁波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万里又特地赶往出席，并对其发展前景寄予厚望。在典礼前一天，万里会见了包玉刚及其亲属，英国国会议员和教育部副部长华尔登，以及香港的一些宁波籍著名人士，向他们对宁波对外开放和宁波大学的兴办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必须及早下决心改革教育体制”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主政安徽时，将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经验推向全省，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拉开，“要吃米，找万里”成为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的时代口号。教育战线的改革，也得到了这位“改革闯将”的大力支持。
1984年10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正是万里。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牵头。在万里的领导和胡启立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逐渐起草完成。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为即将在全国推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造势。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教育体制如不改革，同现代化建设和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不适应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总之，我们必须及早下决心改革教育体制，否则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这体现了万里对教育体制改革迫切性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教育体制改革应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对教育体制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第一，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第三，推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招生分配制度。另外，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还必须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该《决定》对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全国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1985年8月29日至9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广东、浙江、辽宁八省、市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市）长会议，检査各地贯彻《决定》的情况。会议期间，万里到会听取汇报。在了解各地传达、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贯彻《决定》的情况后，他对教育改革的推进情况表示肯定，认为《决定》公布以来，中国的教育战线已经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他对各省、市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他们进一步贯彻好《决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教育改革。
高校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髙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依然束缚着髙校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全国高校中，上海交大率先实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的影响，社会上对此褒贬不一。在影响改革走向的关键时刻，万里几次会见上海交大有关领导，肯定交大改革的路子。1984年1月，万里专门听取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等校领导汇报管理改革情况。针对当时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师资近亲繁殖又不流动的做法，万里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鼓励交大继续改革下去，使人才流动起来。他说，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你们交大的改革要继续坚持下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万里提出的“多、快、好”的目标为上海交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9月，万里再次为邓旭初等鼓劲打气：党中央号召改革，凡是搞改革的，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我国高等教育非改革不可，这是确定无疑的。上海交大的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肯定的，要放手大胆地干下去，按自己的设想和计划改革下去，不必理睬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这样，上海交大的改革获得了一颗“定心丸”。在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鼓励下，上海交大顶住各方面压力，走出了一条从管理改革入手、逐步推动教学和科研改革的高校改革路子，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985年10月，万里在接见上海交大负责人时肯定了交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他欣喜地表示:“你们交大最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多次统考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坚持改革总会取得成果。”
上海交大的成功改革证明了高校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万里呼吁全国各大高校向上海交大等学习，积极进行体制改革。1986年2月，北京工业大学校领导向万里汇报教育改革情况。针对我国中专比例比较低、教育结构很不合理的状况，万里希望北京工业大学帮助培养中专师资，特别注意帮助师范学校提高师资水平。他还为包括北京工业大学在内的高校改革“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方案：大学的科系配置，要符合社会需要，并向国际水平看齐；打开校门办学，可以主动与科研部门和企业挂钩，及时吸取科研和生产上的新成果，充实教育内容，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在招生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可以和企业或郊县挂钩，帮助他们定向培养人才，等等。11月30日，12所大学的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在合肥参加了一次生动活泼的讨论会，他们是受万里邀请前来讨论民主办学的。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一些高校介绍了自己推行的一系列新举措，如试行校长负责制，设立校务会议和学术、学位、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下设的提案、分房、职工福利委员会等，受到了万里的赞赏。万里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大胆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并郑重强调：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体制要改革，领导体制也要改革，要坚持民主办学，培养四化需要的人才。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教育气量和人才水平的关键。1985年9月10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首都庆祝教师节大会在人民会堂隆重举行。万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讲话。他说：“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体现了万里对教师工作的充分重视。在此基础上，他倡导把尊重教师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和社会公德。万里继而向教师们保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物力财力的增强，国家必将拿出更大的力量，逐步采取措施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教师要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为学生和全社会做表率；要及时更新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改革那些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青少年学生。
当时，师范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学生不愿报考师范、考上师范也不安心、毕业分配以后不愿当教师、有的当了教师又改行等问题。这让万里十分担忧。怎样才能千方百计加强和改善师范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呢？1985年10月5日，在参加河南省部分师范院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会时，万里对“提高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是重要举措”的思想做了阐发，并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思考和研究一下怎样增强师范院校的吸引力问题，使全社会都重视师范院校，使优秀的学生都愿意报考师范院校，学而优则“师”。
曲阜师范学校，是万里的母校。1933年至1935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三年。万里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结，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那是一所水平很高、很有特点的学校。”在阔别母校50年后，万里借着调研黄河大堤和兖石铁路的机会，于1985年11月8日再次回到这里。他跟身边的人说：“我这次来不是看三孔的，是看母校的。”整整大半天时间，他参观了校史展、图书馆、操场、教室、食堂，亲切询问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及师生的生活、学习情况，最后与省、市及部分高校、曲阜师范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进行了座谈。“教师是工作母机。”这是万里在座谈时提出的重要论断。他说，我们的国家能否成为一个髙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决于教育，教育又取决于师范。“没有合格的教师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高度文化、髙度科学技术的人才呢？所以说培养合格的师资是当前我们教育工作的一个大问题。”万里主张，只要条件允许，所有的县都要办一所师范学校，宁可少办一所高中，也要办师范学校，要选择最优秀的、道德品质好、知识丰富、教学方法得当的人当教师。座谈会一直开到将近下午1点，万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学校大门，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前来欢送的人们大声说道：“我还会回来的，回来再看望老师和同学们！”回到北京后，很少题词的万里专门为曲阜师范学校题写并寄去了“培养优秀的文化与道德的播种师”。万里对母校、对师范教育热爱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
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的时间抓师资队伍建设，是万里为师范教育画出的宏伟蓝图。1985年11月23日，万里与全国中小学师资工作会议的代表进行座谈。他认为，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一个世纪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是教育这个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中的重点。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交代：这件事，你们这一代要做好，不要留到下个世纪去。万里转而严肃地指出，任何轻视师范、轻视师资队伍建设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提高教师素质比对工厂里设备技术的更新更为重要。他要求，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下决心一直抓下去，不是只抓一年、二年，也不是只抓一个五年计划，而是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不懈努力，建设一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德才兼备、合格稳定的教师大军，为培养人才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
1986年1月1日，万里拨冗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们一起庆祝新年。他看望了教师代表，听取了他们对发展师范教育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并表达了对教师们的厚望：“我们国家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就依靠教师们，要靠他们来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文化素质，没有坚强、优秀、安心的教师队伍，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就没有希望。”万里又一次提起按计划发展师范教育的想法，即下决心从“七五”计划起，经过10—15年时间，使我国的师范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把各类师范院校的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努力使各级各类教师队伍的水平提高一大步。
教师的待遇问题，是万里始终记挂在心间的一件事。为教师们解决后顾之忧，才能保证他们全身心投入教学，提高教学质量。1986年2月1日，万里冒着严寒到北京朝阳区和西城区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家中看望，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收入、住房等情况。在听取朝阳区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在“七五”期间解决教师住房问题的设想后，万里很高兴。他还看望了西城区曙光幼儿园退休园长、90岁髙龄的董玉振，向她表示感谢：“您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孩子，这是对国家很大的贡献。”
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万里始终保持着尊师重教的良好风范。他为教育发展摇旗呐喊，为教育改革铺路奠基，推动了新时期教育事业的繁荣。他阐述的一系列深刻而丰富的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和改革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来源：《百年潮》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