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看似朴素浅白的一句话，里面有热情，有坚守，有牺牲，更有忠诚。
“为中华之崛起”而求索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
1910年春天，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在奉天，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还在世间流传——
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学生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则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1913年，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人才辈出，周恩来成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东渡日本前，周恩来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一首诗篇，表明了周恩来的远大理想。
在日本的求学生活，打开了周恩来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他除了深入观察、深入社会生活外，每日都认真写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立志“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他重拾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于是，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活动中，并加入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新中学会。
周恩来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记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过激派”“赖宁（列宁）”“劳农”“社会主义”等夺人双目的字眼。这期间，周恩来还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1919年4月回国前夕，他写下一首诗《雨中岚山》，诗作朴实无华，表现了周恩来初识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欢愉心情。
从前“谈主义，我便心跳”，“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他受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逐步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由于领导请愿斗争被捕，系狱170天。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对信仰的追寻。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认为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用、不管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欧洲受到关注，特别是北欧新俄政治，尤其夺取西欧人民的眼球。周恩来认识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德、法、英等国共产党的势力正逐渐壮大。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较为活跃，党员已号称30万人。法国的共产党自从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当时也已有大行发达的势头。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收获了爱情。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来）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死与共的爱情盟誓。甜美的爱情和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生命的终止。
革命理想高于天
《共产党宣言》宣示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936年，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还保存着周恩来延安时期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终其一生，周恩来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曾经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信仰的力量，支撑周恩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1980年8月，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形象地描述了周恩来的工作状况：“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而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这样的工作状态更加具体可感。据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凌晨或深夜他回来，有时候累得不成样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艰难，拖着两个腿，非常地疲劳。我在给他开车门的同时，他就把整个身体，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揽着他的腰，左手牵着他的左手，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办公室里，还得坐下来，在那里继续，批我们给他放下来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
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癌症，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据记载，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住院期间，周恩来会见外宾65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每次会见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15分钟。
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他殷切地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