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祖先，泽被子孙，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然而，我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却是个例外。他当上一国总理之后，不仅没有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还先后用各种方法把绍兴、淮安和重庆这三处的先祖及父亲的坟就地平掉，坟地交给当地农民使用，首开中华民族殡葬改革的先河。对这件事，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指坟墓），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不仅如此，周恩来生前还留下嘱咐：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针对这件事，邓颖超同志说：“早在1956年，我和恩来都曾在中央倡导人死后要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同时，我俩相约，死后不保留骨灰。”她说：“人死后土葬留坟到平坟还耕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次进步，从全尸土葬到火化再葬或是保存骨灰又是一次进步；而只有从火化存灰到火化后撒掉骨灰才是殡葬习俗最后、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周恩来生前说到了，死后也如愿了。他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他的一生，不留下任何让人民可以寄托哀思的念物。难怪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1998年在淮安含泪写下了“无花无冢情何寄？清心束手拜淮城”。
周恩来逝世已经三十大几年了，他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处？每一处都有些什么含义？似乎该告诉人们，或者叫做解密了。笔者因为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曾先后无数次接触和拜访过参与撒周恩来骨灰的四个人中的三位：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周恩来生前警卫士高振普，还有一位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多次聆听他们关于撒周恩来骨灰的情况和撒在每一处的含义。
遗言骨灰不保留
哭声震颤大会堂
周恩来逝世当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的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树迎、高振普他们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说了。他们静静地听邓颖超同志的讲述。只听邓颖超同志继续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周恩来病重以后曾批评高振普不要再叫他总理，‘我都病成这样，不能工作了，你们怎么还叫我总理？’但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多年来都已叫习惯了。这使他们很为难。高振普就把这事对邓颖超说了。因为不是在周恩来身边，邓颖超就安慰高振普说，‘你就再这么叫他一次吧。’可是周恩来去世后，连邓颖超也不再称他为‘总理’了，而是改称‘恩来同志’。——笔者）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不下去了，张树迎、高振普两人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邓颖超当即表现出巨大的克制力，她强抑住悲痛，安慰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来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恩来生前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终于可以办成了，他的遗愿就要成为现实了。我们要共同为实现他的这一遗愿而继续工作。我也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条件已不允许我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年岁又大了，一出去‘目标’就大。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人，你们二人都是恩来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员，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做这件事。我们靠基层支部，就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一特殊任务。”邓颖超说的“目标”就是指当时亿万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哀痛和对撒周恩来骨灰的关心。因为那时如果有人知道周恩来的骨灰撒在哪里，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搞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所以撒周恩来骨灰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邓颖超的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的遗愿以及他为实现这个遗愿所作的安排，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莫大信任。于是，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三个人先后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察看。１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没有选择到一个合适地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一点留作纪念。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张树迎和高振普４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静静地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们跟在邓颖超身后，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当时为他用150元钱买的骨灰盒装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将周恩来火化后的裤扣、金属钮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这只花瓶里。
默哀完毕后，邓颖超趋前，轻轻打开骨灰盒，用她那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两眼含着泪水，然而十分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立即爆发出一片哭声。那撕心裂肺的恸哭震动得人民大会堂似乎也微微颤抖。
周恩来的追掉大会结束后，北京的西长安街、西单一直到八宝山的十多公里街道两旁，仍然站满了人群。他们都已从报纸上和广播里看到或者听到周总理的骨灰将要撒掉。他们还想最后看一眼他们心目中好总理的骨灰究竟撒到哪里去，哪怕最后见一眼运送他骨灰的灵车心情也会得到一丝安慰。
１月15日晚上７点30分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了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着花瓶。为避开群众和新闻媒体，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苏制灰色吉姆车。为什么不用周恩来生前乘用的大红旗？那是为了尽量减小目标，不让人发现。邓颖超由她的秘书、保健人员等陪同，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人民大会堂，利用夜色的掩护，向东驶去。晚８时许，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也是苏制、编号为“7225”、原用于撒农药的安－２型小飞机停放在那里。
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登上飞机后，邓颖超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向飞机挥手，向她的战友、伴侣作最后一次告别。
1976年1月16日晚8点15分，安—2飞机平稳地起飞后，分别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这四处上空撒掉了周恩来的全部骨灰。每撒一处都有一定的含义，都能体现伟人周恩来生前的博大胸怀。
头把骨灰撒北京
与首都人民心连心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暑假，在北京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那是北京给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与他的战友马骏、张若茗等一起去北京在总统府前请愿，留下了他们大闹天安门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曾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在他的总理任内，北京的哪一座大的建筑没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躲过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在他重病期间还要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饭店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会见了多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荣??终于使中国重返联合国，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要为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心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他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北京人民永远在一起，与首都人民心连心，心贴心。
二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到过北京周恩来西花厅办公室或者在淮安参观过仿建的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置有两架小飞机模型。据原西花厅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生前曾说过“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搞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工作），一个水利。”放小飞机模型就是为了时时提醒他，不要忘了这两件大事。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供给市区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3000万立方米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跟不上工农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新形势。
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1958年6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陪同下来到密云县，先是听取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的情况汇报。中午，他顾不上休息，又领着一班人马来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一位现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总理下车后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滚烫的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一直来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汇报后，又提出许多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研究论证，最终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坝址规划。”第二天，周恩来又主持国务会议，专题讨论修建密云水库问题。经过约两个月的充分准备，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9月1日顺利开工。
密云水库距北京100余公里，水库大坝横跨潮、白两河的主河道。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都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他的内外事情多，遇有实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下，也常常是派人或者用电话询问施工进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工地上，周恩来还谆谆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周恩来还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座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撒出大量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周恩来在这里虽然只轻松地用了一个“湿”字，那包含的却是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啊！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20多万建设大军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以300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量，动迁5万多移民，终于建成了可蓄水43亿多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以当时我们的国力、技术等条件看，都是一个举世的创举。难怪他要把自己的骨灰撒进密云水库了。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我国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且于那年暑假后考入仿欧美办学风格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
周恩来曾在天津先后读书五年多；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他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他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另一半邓颖超同志。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1928年12月间，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顺”，清朝政府曾将北京设为顺天府，“直”，河北曾叫直隶省。当时中共领导的地下“顺直省委”所辖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再加陕北）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四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人讲话??”
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后，周贻谦再一次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啊！”
周贻谦听了，无言以对。只好说：“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只是山高水远，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据说，反动军警放走周恩来之后，又不放心，连忙加派军警日夜守候在周贻谦的住宅周围。谁知周恩来的警惕性更高，他见军警们对周家女眷出入基本不管不问，所以只在三伯父家呆了两宿，第三天一早，他就穿上高领旗袍，带上假发套，化装成一位阔太太，坐上黄包车，在一位“女佣人”的陪侍下，从宪兵、特务们的眼皮底下远走他乡了。
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还是他与他的另一半相识、相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分情感和热爱。
四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亲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是撒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的。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生前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热爱和怀念。无论是他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还是他留学日本记下的念娘日记，都无不充满对生他、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笔者1992年3月8日在北京访谈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同志。王老深情地回忆说：“1948年3月23日（戊子年二月十三日），按农历算是总理的50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中央纵队从陕北的吴堡县川口镇东渡黄河。总理登上渡船后，一边和船工舵手们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感谢你们今天把我们送进母亲（指黄河）的怀抱，享受母爱的温暖。’”王老还说：“当时我们还不太懂总理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
周恩来12岁离家，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未能再回故乡一趟，“想来母亲坟前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祖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骨灰撒在祖国的山水大地上，落在山头田野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营养水生植物，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这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1991年10月25日亲口对笔者讲述的。
此外，1997年笔者在访谈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名部长罗青长同志时，他还告诉我，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是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表示他十分关心台湾同胞，祈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骨灰撒进江河大地，丰碑树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