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新中国创建和开展原子能事业中，周恩来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可谓是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抓好安保。他不仅是作出宏观决策的杰出战略家，而且还从不放过对全局有影响的任何一个细节，前前后后他都一一过问，精心安排，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什么问题。周恩来从中央专委1962年成立到1974年病重住院不能参加会议为止的10余年时间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许多次中央专委小会。其间，我国所进行的千吨级至百万吨级爆炸当量不同的15次核试验（包括地面、空中、地下核试验）及其他的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些会议上讨论、决定并组织实施的。他精心组织指导我国核武器爆炸试验，对每个重大步骤和关键环节都给以具体、明确的指示，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面对核爆炸的安全保密工作，周恩来就是这样严抓到底，谨慎重视。与此同时，他心系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全，以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处理有关问题，尤其是对首次核试验放射性微尘是否影响环境安全和伤害居民健康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更浸透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倾注了他情系人民安危的满腔热情与爱心。
一
1964年，在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有一件事使周恩来挂心不已——核爆炸后放射性尘埃污染和辐射的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的大问题。
为此，周恩来亲自指派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组织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基地下风400公里外居民区开展监护工作。周恩来要求参试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使这次大气层核试验不但不能使我国人民、而且也不能让邻国人民受到超过允许剂量的放射性尘埃的污染。对此，防护队在许多地区设置监测站点，制定并采取了种种严密的防护措施。由于各部门通力合作，气象预报准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不仅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成功进行，而且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核爆试验在即，周恩来更加关心整个试验过程的安全保密、保卫工作。
当时，中国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动，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美国更是以“动态的”（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静态的”（在我国周边设立监听站、观测站等）等多种手段搜集我国核试验情况，并不断发出打击我国核工厂、核基地的威胁。1964年8月底，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侦察卫星图像显示，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罗布泊附近的一处设施是核试验基地。但美国当时又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核裂变原料，在年底之前不会进行核试验。上述四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这次核试验一旦走漏风声，势必成为各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的目标。
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央专委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指出试验已经准备就绪。
9月16日、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要求与会人员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试验内容。他以自身教育大家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不能告诉她。”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晚试，目前暂不试验，先抓紧三线建设，继续发展核技术，待机再试；二是早试，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这两种方案报到毛泽东处，这位中国最高决策者作了最后裁决：“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真是一言九鼎，乾坤既定。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二
1964年9月23日，距离我国国庆15周年还有一周时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次会议还确定我国第一次核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到11月的下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因为那时国庆节的迎送活动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
会上，周恩来周密地部署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和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如此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然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向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小病（指8月10日至20日因病住院做手术——作者注），传得很广。”“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指出席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人员——作者注），不一定通知。”“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副主席，彭真同志。”“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人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规定几条，从现在起就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
接着，周恩来又面对张爱萍和刘西尧说：“你们两人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最后，周恩来又专门对后到会的陈毅强调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这是在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千万不能说了出去。
陈毅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周恩来还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要做好新中国首次核试验的空中和地面布防工作。他对贺龙和罗瑞卿再次特别指出：“为了防止敌人动核手术，西北一线，要调飞行师和高炮部队进去，形成对空防线和火力网。”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颇含意味地提醒大家说，“要防止破坏，防止响了以后被人报复，当然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防空、公安保卫，总得有几道防线。由国防科委、二机部商量，向总参提出来，如何搞，另外部署，试验场本身是没有防护的。”
这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今天晚上，外交部安排有一个外事活动，我得参加。抱歉，我要提前告退了。”
周恩来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
张爱萍副总长站起身来，一步迈出，刚要准备离去，却只见周恩来突然从沙发上也一跃而起，不慌不忙地摆一下手，说：“爱萍，请留步。”
周恩来健步走了过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恩来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
张爱萍摇了摇头，认真地说：“总理，没有带啊！”
周恩来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毫不客气地说：“搜一搜嘛，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在座的人员无不深切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处事缜密。随即，在周总理的督导下，在会议室许多双参会者眼睛的盯视下，张爱萍实实在在将自己几个衣兜都仔细地掏了一遍。
在座的人员喟然感叹，周总理保密观念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暮霭涌起，紫光阁里的光线渐次黯然下来。将所有预想的事情都布置妥帖后，周恩来向坐在后排工作人员席位上认真埋头做记录的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招了招手，李旭阁从后排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周总理跟前，请示道：“总理有什么指示？”
周恩来强调说：“到了马兰后，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今晚就制订场区与北京通话的暗语，北京也就是我、贺总、罗总三人抓。你回去向爱萍副总长报告。”
当天晚上，参加外事活动回来的张爱萍召集紧急会议，研究落实周恩来的这些指示。
李旭阁报告了周总理的指示，张爱萍副总长语重心长地吩咐：“旭阁，按总理的指示办。”
随后，李旭阁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工委的处长高建民一起编暗语。也许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李旭阁提出，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此议一出，大家连声称好，说形象隐秘。于是便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等等。李旭阁写完了，便送给了张爱萍。有关领导也有相应的代号，周总理的代号为82号。张副总长看了后连声说：“旭阁，编得好，既形象生动又隐秘难猜。”于是，9月24日正式报给了周总理、贺龙和罗瑞卿，作为核试验场与北京电话联络的暗号和密码。
会后，张爱萍向周恩来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明密语对照表。
三
9月27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现场。他们将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精神和周恩来关于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进行了传达，并部署了最后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参加这项工作的有6000余人，连间接的共有上万人。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中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
为了预防万一，试验前夕，周恩来指示总参谋部下达防御任务，实行全面戒备，防止美苏和台湾国民党军的空袭与破坏。一切准备停当，所有参试人员按照周恩来“一丝不苟，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的指示，进入发射前倒计时准备。试验方案还拟定了各种意外情况如早爆、误爆的处置预案等。从最坏处着想，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周恩来对待核试验的态度，首要的是表现在“安全”二字上。在核试验的前一天，当他得知试验有三种结果：一是干脆利索，二是拖泥带水，三是完全失败时，当即叮嘱负责试验的人员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5日12时，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办公室传来保密请示电话：
总理、林总、贺总、聂总、总长：
经党委常委研究，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点。
请指示。
1964年10月15日12时30分，周恩来对此电话记录作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 16日15时。
周恩来
10月15日12点半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全天都守候在电话旁，12时，周恩来给刘杰写了一封亲笔信：
刘杰同志：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10月 16日 12时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极度紧张揪心、万分激动人心的核爆零时，终于一分一秒地到了。
1964年10月16日核爆零时，中国原子弹爆炸如期进行，试验成功！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向周恩来汇报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周恩来接到张爱萍电话报告试验成功喜讯，异常冷静地进一步核准，他发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这才肯定地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加试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兴奋地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当爆炸胜利结束后大家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周恩来则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已经在关注和考虑着爆炸后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影响问题，特别是试验地附近地区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况和下一步核武器的发展问题，叮嘱刘杰要立即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他马上指示有关人员去立即研究敦煌、兰州一带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况。当时放射医学专家对放射性污染的严重程度估计得过高。周恩来要求专家尽快向他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张爱萍、刘西尧奉周恩来的指示，当然十分重视对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的监测工作。早在原子弹爆炸前，核试验委员会防护工作部和新疆军区防疫检查所就在10月14日联合派出了15名放射性测量、分析和化验的技术人员，在上述地区设立了监测站，并配备了监测用的仪器和收发电报的电台，原子弹爆炸后，如发现漂移过来的放射性微尘有害居民健康，立即报告试验委员会和当地政府。10月17日晚上8点，北京177办公室收到核试验基地办公室传来监测站对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监测的数据报告，有的地方空气中放射性微尘浓度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需要赶快采取防护措施。周恩来认真地听取了177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监测点布设情况和17日晚上8点传来的监测数据，并询问了射线种类、剂量单位和安全边界等方面一些问题。
周恩来强调说：“要谨慎对待，不要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稍停片刻，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放射性强度超过规定的标准，对居民究竟有了什么影响，还缺少可靠的根据。”专家徐海超建议：“可不可以对这一地区的居民做采血检查，看血象的变化？”周恩来表示：“采血检查可以，但不能对居民，不能惊扰居民。可以先在驻这一地区的部队战士中采血，因为他们同当地居民都在超标的地区。根据对战士采血化验的结果再研究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并立即要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安排对驻地部队战士做一次采血检查。周恩来还是不放心，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他思忖片刻之后指示马上给驻敦煌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处在最前线，根据他们受到核心辐射的剂量的程度再决定下一步的措施。
18日，按照杨成武的布置，下风向地区驻军某部的卫生机构经过对成百战士抽血化验，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19日，张爱萍、刘西尧从核试验基地联名向周恩来报告，下风向地区有的监测点放射性微尘强度短期稍高，现已降到比规定的标准还低。随后，卫生部所属在全国各地的监测点上报的数据也表明，核试验后各地空气中放射性强度没有出现十分异常现象，对居民健康无危害，对劳动力无影响。
就这样，直到经过反复检验、包括给在最前沿的战士进行抽血化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177办公室从10月18日至30 日汇集的各地监测数据反映的趋势，各地区空气中放射性强度已接近自然本底，无须采取任何措施。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这个时候周恩来也才最终放下心来。足见，周恩来心中时刻装着亿万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并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
四
后来，周恩来在继续抓核试验工作时，他的安全意识自始至终一刻也没有松懈过。1965年5月，他又指示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说：“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一指示被作为指导我国核试验的十六字方针。每次进行核试验，周恩来都要着重强调安全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前3个小时，周恩来专门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说：“按原定计划，今天凌晨5点要进行核试验，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的材料后发现，现在的风向和原预报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这样有可能爆炸尘埃在大陆飘过时间延长，所以把你们请来，研究能不能按原计划试验？”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讨论这一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深深感觉出周恩来总理的担忧。大家展开了讨论。有的同志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在比基尼亚岛的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的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民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且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
周恩来听后马上指出：“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
大家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讨论。
随后，周恩来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并且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态度坚定地强调说：“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
在场的同志肯定地告诉周恩来说：“已经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
最后，周恩来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迅速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
待会议结束时，第三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已经迫在眉睫了。但与会者都从周恩来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到群众的安全，他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停止进行试验。因为人民安危的天平，在周恩来的心中高于一切。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此之前的4月20日，周恩来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0年，周恩来又在一次专委会上明确我国的核电站建设应该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并把“安全”放在首位。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周恩来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人员说：“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世纪、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周恩来主持的审查另一工程项目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他详细听取了这一工程的设计方案，询问了其中的问题后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没有把钻探、水文、地质的情况搞清楚就要定点，这是很不正确的，也是很危险的，你们要搞‘洞里洞外连成一片’的设计方案是不对的，是严重的失误。”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今后在基本建设中，一定要注意用水的水量问题，不能没有控制地向地下抽水，地下水抽得过量，会导致地面下沉，不注意这些就会带来大问题，产生后患??”周恩来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前。一生情系中华民族腾飞的周恩来，带着以上留下的愿望，与病魔顽强斗争两年后，于1976年1月8日驾鹤西去。
